1965年，宝鸡一家废品收购站里堆着一件锈迹斑斑的铜器，圆口方体，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千克。据记载，市博物馆的职工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它，馆长派人把它买了回来。

谁也没往深里想。直到1975年它被借调进京参展，工作人员清理内底的锈迹后，发现底下露出十二行铭文。其中四个字，叫“宅兹中国”。

这是迄今发现“中国”二字最早的一次现身。可那会儿的“中国”，跟你我今天喊的“中国”，压根不是一个意思。中国为何叫中国，就得从这尊差点当废铁卖掉的铜器讲起。

三千年前那四个字，说的是一座城

这尊铜器后来定名何尊，断代很明确：西周早期，周成王时候的东西。内底那篇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因为器底有破损，如今能看清的是一百一十九字。铭文原为122字，因残损现存119字。

铭文讲的事，是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志，在东边营建成周洛邑。

里头追述到武王刚打下商朝那会儿，武王祭天时说过一句话：“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翻过来就是：我要住到天下的正中央去，从那里治理百姓。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最初出场，不是族称，也不是国号，说的是一个位置——天下的中间，天子该待的那座城。

武王为什么惦记这件事？商朝的地盘在东边，周人的老家在西边关中。灭了商，人还在原地，心不在你这儿。

武王去世后，事情真出了岔子：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商纣的儿子武庚反了，就是三监之乱。

周公带兵东征，打了三年，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据《史记》记载，一路灭掉五十多个小国。

叛乱平了，问题还在。镐京离东方太远，一有风吹草动，等军队开到黄花菜都凉了。于是才有了洛邑。

周人挑地方是有讲究的。《周礼》里记着一套办法，立杆量日影，影子合了规矩，这地方就是“地中”。洛邑北靠邙山，南望伊阙，西边卡着崤函通道，东边扼住虎牢关，用《史记》里的说法，叫“四方入贡道里均”。

这话翻成大白话就是：四方往来洛邑，道里较为均衡。谁也别想拿“路太远赶不到”当借口。都城搁在正当中，不光是听着体面，是真能把手伸到四面八方去。

何尊上那四个字，说到底就是这件事的记录——一座为了管住天下而选在天下正中的城。至于这两个字后来怎么就成了一整片土地、一整套文明、直到一个国家的名字，那是往后几千年的事了。

从一座城，怎么长成一整个天下

在先秦人嘴里，“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京师”的意思。

《诗经·大雅·民劳》里反复念叨“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代《毛传》直接注了一句：中国，京师也。《史记》说舜“之中国践天子位”，《集解》引刘熙的解释更干脆：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翻成人话——那时候说“中国”，跟今天说“进京”差不多，跟版图、跟主权都还挨不上边。

变化是从春秋开始的。周王室不行了，戎、狄、蛮、夷大量往内地迁，跟华夏各族插花杂居，中原一带压力陡增。

据相关记载，管仲曾主张联结诸夏、抵御戎狄，认为戎狄难以亲近、诸夏不可弃离。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推动诸侯联合南下伐楚，在召陵会盟。后世也常借孔子相关评价强调管仲之功。

族群一挤到一块儿，就得回答“我们是谁”。于是“中国”从一座城，慢慢撑成了黄河中下游一整片华夏诸侯所在的区域。

更要紧的一步在这儿：孔子作《春秋》，定的标准不是血缘，是礼乐。诸侯用夷礼就当夷狄看，进于中国就当中国看。

这条口子一开，“中国”的边界就活了——你原本不在里头，接受了这套礼乐文明，你就进来了；你本来是诸侯，把礼乐丢了，照样退出去。后头那几百年的融合能融得动，跟这条标准有很大关系。

到南北朝，这两个字更值钱了。南北两边都自称“中国”，谁也不让谁，南朝骂北朝是“索虏”，北朝回敬南朝是“岛夷”。争的是正统——谁才是华夏文明的正宗接班人，谁的政权才名正言顺。骂得越难听，越说明这两个字谁都想要。

真正把“中国”推到国号这一层的，是场谈判。1689年签《尼布楚条约》，满文本里用“Dulimbai Gurun”对译“中国”，拉丁文本上清朝皇帝的署名是“中国君主”。跟外国人签字画押的场合，得报一个名号，“中国”头一回被当成主权国家的名字用了出去。

从这以后，“中国”和“大清”就在对外条约里混着用，1842年《南京条约》的汉文本，两个词都在里头。一个天天用的称呼，到了纸面上却总要跟人掰扯，说明这事还没定死。真正一字一句定下来，得等到1949年。

1949年那几个月，名字是一字一字定下来的

新国名最早的样子，比现在长两个字。

1948年8月1日，毛主席在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里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后一段时间，这就是新中国的暂定名。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主席致辞后高呼的口号，也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可这七个字，代表们越念越觉得别扭。6月23日，第四小组开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发言，说得直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

他的道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词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装进去了，何必再写一遍。到9月7日，周总理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把这事定了调：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七个字砍成五个字，省下的不是笔画，是把话说准了。

真正吵起来的是另一件事。递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写着“简称中华民国”。

9月26日，周总理在北京六国饭店摆了一桌，请来二十多位政协代表，多是七十岁上下的辛亥革命前辈，专门议这个括号。

黄炎培主张留着。他的理由不虚：老百姓教育程度还不高，感情上习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一下子全改掉，容易招来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过几年再去掉也不迟。这不是舍不得旧招牌，是替底下人着想。

反对的更硬。周善培说，这名字群众对它毫无好感，二十多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何香凝的话又是另一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结果，是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她心里的分量，跟周善培的账不是一本。

八十三岁的司徒美堂从美洲赶回来参会。据党史文献记载，他在席上慷慨陈词，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

这位老人十二岁就漂洋过海，曾支持孙中山革命，抗战时据记载在美洲发起募捐支援祖国，他对旧国号的感情未必比谁浅，可他还是说：光明正大地用新名字。留不留那个括号，争的不是四个字的去留，是新政权敢不敢堂堂正正另起一行。

第二天9月27日下午，会议一致同意去掉国号后面“简称中华民国”这一句。所以今天这五个字，每一个都是选出来的。

“中国”这两个字，从周成王铸在铜器上的那句“宅兹中国”起，走了三千年——先是一座城，再是中原一片地，再是一套礼乐文明的招牌，被南北两朝抢着往自己头上戴，被条约推到国际文书里当国号，最后在1949年那个秋天，跟“人民”“共和”接在一起，落成一个完整的名字。

那尊差点被回炉的铜器，如今好好地待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你去看它，底上那四个字并不显眼，锈迹擦掉之后也就一指来宽。

可正是这四个字，让我们说得出祖国名字最早的模样——中国为何叫中国，答案就压在那层锈底下，等了三千年，才被人一点一点刮出来。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七一网/党史文献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人民网《人民周刊》

何尊铭文与"宅兹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