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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台湾是谁在任，为何能让老蒋顺利掌权？其中离不开这三人

1945年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军投降。四年多后，蒋介石从成都飞到台北。容易被忽略的是，蒋介石这趟赴台时，既没有接陈仪的班，也没有出任台湾省主席。他当年1月已宣布引退，直到1950年3月1日，才在台北宣布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大家好。今天讲的就是中间这四年。岛上先后主政的三个人，陈仪、魏道明、陈诚，手里的权力各不一样。蒋介石到台北后能够发号施令，跟他们都有关。可要说三个人从一开始就在替他准备退路，那就把1949年的心思，安到了1945年的人身上。

一、1945年，先来台北受降的是陈仪

看那天的受降档案，两个人的身份很清楚。日方是末任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方是代表中国政府受降的陈仪。日本在台湾延续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到此结束。陈仪自己此时的职衔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同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为什么派他？陈仪留学过日本，懂日语，在担任福建省主席期间也考察过台湾。接收台湾需要有人能看懂日本殖民当局留下的机构、产业和人员资料。日本宣布投降，驻台日军要缴械，日本侨民要遣返，可发电厂、铁路和工厂却不能跟着停下来。有些日籍技术人员还得暂时留用，再逐步遣返。单是接收一项工作，就牵涉军政两方面。

南京给了陈仪相当大的权限。行政长官公署接管日据时期留下的公共机构和大批企业，警备部队也由陈仪指挥。从国民政府的角度看，人事和命令可以很快落下去。从台湾居民的角度看，这种安排还有另一面。遇到物资分配不公、接收官员舞弊，想找一个有权约束长官公署的地方，却没那么容易。

二、同一座公会堂，一年多后用来商议怎样请愿

台湾士绅林献堂参加过受降典礼，一度以为光复以后，自己可以回到台中安心生活。许多人同他一样，欢迎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也希望本地人能够参与管理家乡。可公署的重要职位多由大陆来台人员掌握，经济上又实行专卖和统制。生活物资紧张，工资追不上物价，接收官员中的贪腐格外令人反感。欢迎光复的心情是真切的，对陈仪施政的不满也是真切的。

1947年2月27日，台北查缉私烟引发流血事件。一名卖烟妇女被打伤，缉私人员开枪，又击中一名路人。次日，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卫兵向人群开火。3月1日，地方民意代表在中山堂开会。这里正是当年的台北公会堂。上回人们来见证受降，这回要推举代表，要求调查缉烟血案、释放被捕民众。

陈仪一面同民间代表交涉，一面向南京请求增兵。3月上旬，增援部队抵台，镇压和随后的清乡造成大批民众死伤。台中派往台北联络的律师林连宗，本人还是省参议员，在这场抓捕中失踪。连受托去交涉的人都回不来，对许多家庭而言，公署还能不能信，已经有了切身的回答。陈仪留给下一任的，是一套仍能下令的机关，也是这套机关刚刚造成的创伤。

三、魏道明接任时，岛上才有了战后第一届省政府

1947年春，南京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5月16日，魏道明就任首任省政府主席。把他称作第二任行政长官，会漏掉此次换人最重要的变化。南京连陈仪原来那个职位都撤掉了，要让外界看见，过去一个长官大权独揽的办法有所改变。

魏道明做过驻美大使，是外交官出身。他上任后解除当时的戒严，省政府也让更多台湾本地人士担任委员或厅处负责人。本地人过去很难进入的省级决策场合，如今至少有了席位。对刚经历镇压的台湾社会，这些变化有实际意义，但它们解决不了失踪者家属眼前的问题。一个新的省政府委员走马上任，并不会让林连宗回到台中。

魏道明这一任，离后来所谓的“替老蒋守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他首先要收拾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政治局面，让省里各机关继续办事。等到他卸任，下一位主席接手的已经是运转了一年多的省政府。人员可以更换，财政、警务、县市行政各有现成的机关承接。这一点到1949年突然变得十分要紧。

四、蒋介石还没宣布引退，陈诚已经坐进省政府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开始认真准备退路。台湾与大陆隔海，有港口、铁路、农业和工业基础，更有一套可以直接调用的地方行政机构。光有海峡挡在前面还不够。运过去的物资谁来接，部队怎么安置，地方官接到相互冲突的命令听谁的，都得交给蒋介石信得过的人。

魏道明由此让位给陈诚。陈诚是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军政要员，1949年1月5日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21日，蒋介石才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十六天的先后，比泛泛说一句陈诚是蒋的心腹更能说明问题。名义上的最高职位可以暂时交出去，准备退守的地方已经有亲信主持。

陈诚接手后着手安排入台人员管理等事务，也为蒋介石在岛内预备住处。前一项关系到成批军政人员抵达后怎么管，后一项直接关系蒋本人的去处。到了这一步，经营台湾才有了很明确的现实用途：即便南京局势有变，蒋介石仍有地方落脚，仍有人替他把命令传下去。

五、佃农手里的租约，和街面上的戒严令

陈诚上任那年，台湾农户首先感受到的一项政策是减租。1949年4月颁行的私有耕地租用办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来高于上限的要降，低于上限的不能借机抬高。这就是“三七五减租”。对原来交租重的佃农，秋收后能多留一些粮食，是一家人算得出来的实惠。

6月，台湾实行币制改革，四万元旧台币兑换一元新台币。票面少四个零，本身不会让米店里多出一袋米，也不能保证物价从此不涨。陈诚要处理的是更迫切的难题：大陆局势剧变，大批人员物资转移，如果岛内货币也继续失序，省府采购、军队发饷、商户收款都会受到影响。稳定财政和货币，是把台湾当作长期据点必须办的事。

与此同时，陈诚在5月19日发布戒严令，次日生效。集会、言论和人员往来都受到严格限制。这次戒严一直延续到1987年7月。减租让部分农户得到实利，戒严让当局有手段压下公开反对，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蒋介石后来能够控制岛内局面，既要看到前者怎样影响普通人的日子，也得看到后者让多少人难以公开表达意见。

六、蒋介石回到台前，接的到底是谁的位置？

1949年12月，国民党当局迁台，蒋介石也从成都飞抵台北。同月，台湾省政府主席由陈诚交给吴国桢。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陈诚随后出任行政院院长。从头到尾，蒋介石都没有接任台湾省主席。他握回的是最高军政权力，省政府则继续由别人主持。这才是“老蒋掌权”当时的实际情形。

回看这四年，陈仪主持受降和接收，确立了战后行政架构，也因施政失当和镇压留下严重后果。魏道明接下残局，把长官公署改制后的省政府维持下来。轮到陈诚，蒋介石才有意识地把这套机构用来安置部队、调度财物、准备退守。三人之中，同蒋介石个人退路联系最直接的，是最后这一位。

所以，1945年台湾光复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须按顺序理解。前者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后者发生在国民党大陆战局溃败之后。蒋介石抵达时，岛上早已有一套能征粮、发饷、任命官员和调动警备力量的机构。它已先后在三个人手里运转了四年，这才是他一落脚就能行使权力的原因。

参考资料

国家档案局：《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综述》

澎湃新闻：《林献堂：一个台湾士绅的“二二八”》

中国台湾网：《台当局历任福建省、台湾省政府主席》

澎湃新闻：《台湾农地政策的变迁：从“耕者有其田”到“农地农用”》

澎湃新闻：《访谈︱陈红民：蒋介石在台湾的危机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