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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九洲锐评

编辑I九洲锐评

前言

到了未来的2035年，中国人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可以倒推计算的经济目标。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在短短13年时间里，我们很可能将明显超过美国以及整个欧盟的经济规模。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艰巨任务如何实现？来自美国的供应链之争、卡脖子问题、科技封锁，会不会打断我们的进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到底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狄东升教授最近在一场深度演讲中，用大量数据和逻辑拆解了这些问题。他的核心判断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发展模式转型从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口替代型，从“弯道超车”升级为“换道超车”。

而这场转型的背后，是中国必须同时破解美元霸权、科技封锁和内需不足三重困局。

未来人均翻两番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叫中等发达国家？国际上公认，发达国家的门槛是人均达到2万美元。但2万美元只是入门，要进入中等发达行列，需要达到国家的中位数水平。

在2021年，38个国家人均中位数是4.1万美元，平均值是4.4万美元。也就是说，4.1万到4.4万美元才是真正可靠的“中等发达”参照系。

2021年，中国的人均是1.25万美元。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略低于我们，巴西和南非在6000到7000美元左右。即便是“土豪”沙特，也只有二点几万美元。

东亚曾经的标杆日本，不到4万美元。所以，2035年的目标意味着：在13年内，我们要赶上今天西班牙、韩国、意大利、日本这些国家的水平。

这需要多大的增长幅度？狄东升给出了一个excel倒算模型。假设2035年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那么当时的汇率需要在人民币兑美元6.21左右。如果汇率从当前水平上涨30%以上，来到4.66（即一美元只能换4.66元人民币），那么中国人均GDP就能达到4万美元。

但这个模型依赖于三个关键变量：经济增速不低于4%、通胀率不低于2%、人民币持续升值。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负向因素——中国人口从2022年开始很可能持续萎缩。人口减少会拉低总量，但也会提高人均数字，这是一个复杂的对冲。

美国遏制他国经济，惯用三大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其中，金融霸权是核心。美元通过汇率杠杆控制全球财富：你出口商品赚了美元，但想用这些美元从国际市场买回你需要的技术或资源时，对方不卖。

于是你只能购买美债，把钱借回给美国。美国再用这些钱去投资或消费，等于用你的钱买了你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铸币税。在2020到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欧洲、日本、英国四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了10万亿美元。

这相当于向全球储蓄者征收了10万亿美元的铸币税，分给了他们自己社会的资本、家庭和政府。简单说，你辛辛苦苦存下的美元，被他们多印的钞票不断稀释。天下苦美元久矣。今天的美国撕下了所有伪装，只剩下明火执仗的豪夺。

那么，中国如何避免被继续薅羊毛？狄东升的答案是：从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口替代型。这个转型，一部分是自愿的，一部分是被迫的——人家开始掐你脖子了，高端芯片不卖给你，光刻机不卖给你，你只能自己干。

在2018年中兴被制裁后，许多人惊呼“中国竟然没有一颗自主的通信芯片”。但短短几年后，华为麒麟芯片虽然仍面临代工限制，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已经艰难攀登。这个过程就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换道超车：电动汽车、光伏、无人机，中国如何重新定义游戏规则

狄东升对中国产业竞争力非常有信心。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的汽车产业，用100年积累了发动机、变速箱的技术专利。但电动汽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它需要的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在这些领域，中国不仅不落后，反而领先。

中国国产的电动汽车在国内习以为常，但放到欧洲去卖，价格贵得离谱，成了豪车。这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换道超车——我们换了一条赛道，规则由我们来定。

这只是汽车一项。到2035年，中国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生产的电动汽车从全世界挣很多钱。这一进一出，国际收支平衡将出现明显变化。

除了汽车，中国在能源领域已经完成了从资源禀赋逻辑到工业制成品逻辑的切换。光伏制造业、光伏发电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在航空领域，中国消费级无人机出口占世界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并且制定了中国自己的行业标准。

大飞机的交付，更是让中国民航运输市场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干线飞机——这也是全球民航市场30多年来最新款的单通道干线飞机。

今天全球的软件创新可能还在硅谷，但硬件创新已经在中国深圳。中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巨量的需求大幅摊薄了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市场开发成本和原材料采购成本，能够快速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狄东升提出一个愿景：把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做到等于美欧之和。到那时，中国对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能力将大大增强。

然而，狄东升话锋一转：光靠出口，你永远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富国。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年贸易量20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很大，但跟120万亿的经济规模相比，只占六分之一。

大部分经济活动还是在国内。所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让自己人富起来，让普通人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

在1971年之前，世界处于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体系，钱对应着真金白银，欠债要还，寅吃卯粮是找死。但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后，整个世界逻辑反了——大国的主权信用取代了黄金，国债不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

狄东升指出一个残酷的悖论：如果中国人拼命加班、拼命生产，结果就是美国人印更多钞票，我们的贸易顺差越大，存下来的美元被稀释得越厉害。要摆脱这个困局，必须让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基于中国的国家信用，而不是美元储备信用。

具体做法就是适度扩大以本币计价结算的国债，取代美国国债，把被美元稀释掉的财富转化为国内民生福利。

产能过剩时代的逻辑反转

这个逻辑在农业社会、产能不足时完全正确。但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部分民众不敢消费甚至没钱消费。居民储蓄在过去两年还在大幅飙升——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没处花。

狄东升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以前我们的大量供给匹配的是美日欧的需求，未来我们要把产能转向匹配自己人的需求。这不仅仅是“扩大内需”的翻版，而是一场财富再分配的革命。

他举了南欧、北欧、德国的例子。德国和北欧的高税率、大政府模式，并没有打击企业家精神，反而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托幼等公共服务，让年轻人敢于创业、敢于创新。

相比之下，拉美、东南亚、南亚有很多人比中国人更努力、更愿意冒险，但他们富不起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提供好的市场、公共产品和平台。

所以，共同富裕不能靠简单给穷人发钱。狄东升提出了一个中国化改进方案——“未来起点收入”。核心是把钱发给孩子和年轻人。年轻人的欲望大于现金流，给他们补贴会立刻转化为消费，消费带来市场繁荣，繁荣吸引新增投资，新增投资和消费又给政府带来更多税收。

就像一个回旋镖：你扔出去1万亿补贴，收回4000亿新增税收，实际债务扩张只有6000亿。这比直接发钱给不消费的人群更有效率。

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增加税收、扩大福利——到2035年，中国人的素质可以翻好几倍。这里面的核心理念是：财富的源头是人，不是物。治国理政应该重人而轻物，而不是相反。

狄东升在演讲中做了一个现场小调查：高税率大政府和低税率小政府，偏向哪个？结果显示，喜欢小政府的略多，但研究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美国看起来整天说小政府，实际上是大政府，管的事一点不少。

欧洲和日本管得更多——欧洲同事告诉他，名义收入虽然高，但46%被政府拿走，当然福利也更好。

关键在于：高福利并没有打击企业家精神。因为企业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成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平台、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法治环境。那些在非洲、拉美更努力、更聪明却富不起来的人，缺的就是这个平台。

因此，未来中国的税收占比例应该继续提升，同时把福利水平做上去。让年轻人有安全感，敢创业、敢创新，人均才能真正上去。

结语

综合来看，未来2035年目标不是空中楼阁。中国有全球最全的制造业门类，有超大规模市场，有正在加速的“换道超车”产业——电动汽车、光伏、无人机、大飞机。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从思维上完成一个根本转变：从“赚美元、存外汇”转向“服务自己人、做大内需”；从“先做大蛋糕”转向“分好蛋糕来带动蛋糕继续做大”；从被动接受美元霸权转向主动扩大本币国债。

狄东升最后说：“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结构性的调整——实现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产业不断上台阶——相当有信心。”它建立在一系列数据、逻辑和现实案例之上。被迫的自立自强，反而可能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大动力。13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到未来2035年，当我们回望今天，也许会感慨：正是这段被“卡脖子”的日子，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真正韧性。而这场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从美元依赖到本币信用、从外需驱动到内需主导的转型，将深刻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