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毛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长征真的可以不走吗？

假设：如果由毛泽东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能够取胜吗？

历史不能重来，但复盘第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有一个被无数历史爱好者反复探讨的假设：倘若当时依旧由毛泽东执掌军事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有没有机会打赢？

回顾前四次反“围剿”，每一次都是敌强我弱，敌我实力差距十分悬殊。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投入10万兵力，红军仅有2万，敌我比例5:1。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歼敌1.5万，成功粉碎进攻。

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20万大军压境，红军3万人，敌我7:1，红军歼敌3万余人。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30万，红军依旧只有3万，敌我差距达到10:1。毛泽东率领红军灵活周旋，再度歼敌3万，打破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红军发展到7万，敌我约6:1。此时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军事指挥层，但朱德、周恩来沿用毛泽东成熟的运动战打法，依旧大破敌军，歼灭敌军三个师，俘虏一万多人。

来到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野战主力达到50多万。很多读物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把后方守备部队、各地民团全部统计在内。此时中央红军加上地方武装一共11万左右，敌我悬殊程度，和凶险的第三次反“围剿”十分接近。

前四次，红军在巨大劣势下尚且可以取胜，而且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还迎来了福建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的外部机会。从客观历史条件来看，如果坚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红军存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现实可能性。

红军战胜强敌的核心法宝，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套战术，绝不跟装备占优的敌人硬拼阵地、拼消耗。依托苏区的山地环境，还有牢不可破的群众基础，牵着敌人的大军来回兜圈子，把强大的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捕捉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想当年，井冈山的红军不过数千人，靠着这套打法不断发展壮大。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三十万，一块块革命根据地遍地开花。这是一场场实战淬炼出来的制胜道路。

第五次反“围剿”最终走向失败，并不单单是敌人兵力强悍，更多是来自主观指挥层面的严重失误。

复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刻教训

一、误判革命形势，急于寻求决战

博古等人对全国革命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误以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心想要红军同国民党主力展开大规模阵地决战，完全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战略起点上，就出现了根本性偏差。

二、抛弃运动战，打不该打的堡垒阵地战

放弃了经过实战检验的运动战十六字诀，拿着装备简陋的红军，去硬冲国民党重兵把守、碉堡林立的阵地。红军战士个个浴血奋战，却只能用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炮火。面对这种消耗打法，彭德怀痛心疾首，怒斥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三、独断专行，听不进一线指挥员的合理意见

博古、李德手握大权之后，十分排斥不同声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些身处前线的将领，结合战场实情提出的建议，全部被否决。很多务实的建议，还被随意扣上帽子加以批判。前线的指挥员，很难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灵活调整作战方案。

四、机械照搬外国理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

李德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虽然在苏联军校受过系统教育，但缺少在中国战场的实战经验，生硬照搬欧洲正规战争的作战模式。甚至连迫击炮的摆放位置，都要在地图上预先规定死。可当时的地图测绘粗糙，和真实地形相差甚远，完全沦为纸上谈兵。还把毛泽东扎根根据地总结出来的作战经验，贬低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五、错判福建事变，白白丢掉扭转战局的重大机遇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人，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事变一爆发，国民党针对中央苏区东部的包围圈直接撕开一道大口子。蒋介石被迫抽调大批兵力奔赴福建镇压事变，压在中央苏区身上的军事压力瞬间减轻。十九路军也主动向红军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朱德等人，全都敏锐察觉到这是难得的破局窗口。毛泽东提出重要设想：红军主力跳出苏区内部，向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腹地挺进，冲到敌人碉堡包围圈之外的广阔区域开展运动战，威胁南京、杭州、南昌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逼迫围攻苏区的敌军回防自救，以此粉碎第五次“围剿”。彭德怀也提出了思路高度相近的外线出击方案。

可惜，博古、李德错误看待福建人民政府与十九路军，简单将其视作军阀之间的内讧，甚至认为他们的危险性超过蒋介石，坚决拒绝给予军事策应和配合。当蒋介石的讨伐大军从红军阵地侧面路过时，不少将领主动请求出兵侧击牵制敌人，同样遭到驳回。

红军就这样坐视蒋介石调兵镇压福建事变。等到十九路军失败，蒋介石调转全部兵力重新合围中央苏区，这一次可以改写战局的历史机遇，彻底消散。

六、敌人战术全面升级，碉堡封锁加经济封锁双重绞杀

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确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不再追求长驱直入，依靠雄厚的财力人力，在苏区外围修筑成千上万座碉堡，一步一步蚕食压缩苏区空间。同时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切断苏区物资补给渠道。

客观来讲，这一回的敌人，相比前四次准备得更加充分。但这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第三次反“围剿”，敌人同样重兵压境，红军依旧依靠运动战粉碎进攻。蒋介石耗费巨资修建的碉堡体系，最害怕的就是红军跳出包围圈打到后方，江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腹心，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在广阔区域遍地修筑碉堡。

综合来看，敌军强大属于客观困难，但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的根源，是“左”倾教条主义带来的一连串指挥失误。如果由熟悉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主持军事工作，这些失误完全可以避免。

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就算执行毛泽东外线运动战的方案，也不等于轻轻松松就能取胜。第五次围剿的敌人准备极其周密，战争依旧会无比艰苦，必然伴随巨大牺牲，但红军拥有打破围剿的现实希望，不至于被迫放弃整个中央苏区。

可历史没有假设。广昌保卫战等一系列血战过后，苏区疆域不断收缩，物资弹药消耗殆尽，红军已经没有条件在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围剿。为保存革命火种，1934年10月，八万多中央红军将士告别红都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之路。一曲《十送红军》，写尽苏区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骨肉离愁。

但是错误的军事指挥还在继续。惨烈的湘江血战，红军拼死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从瑞金出发的八万多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仅剩不到三万人。

一场场惨痛失败，促使党和红军上下开始深刻反思。同样一支红军队伍，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能够在重重包围之中机动自如，越打越强；可落到博古、李德手中，却连战连败，部队不断减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领导人共同推动之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当中的军事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当毛泽东重回指挥岗位，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再度回归。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甩开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一步步走出绝境。

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是凭空得来。这是一场场实战胜利检验出来的结果，是党和红军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做出的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