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25岁！30年能达到80岁吗？有何挑战？

1910年冬天的哈尔滨傅家甸，尸体被冻得像一根根木头，横七竖八堆在雪里。三十一岁的伍连德裹着棉袍，戴着他刚设计出的双层纱布口罩，弯腰查看那些遗体。

零下三十度的风灌进衣领，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怎么让这场瘟疫止步于这个冬天。那一年，东北鼠疫吞掉了六万多条人命。

在缺乏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年代，传染病和高婴幼儿死亡率严重压低了中国人的寿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仍只有35岁左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出一个数字——79.25岁。

这是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2020年整整多了1.32岁。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紧跟着又立了一根新标杆：2030年，80岁。

一个数字，藏着几代人的一生。今天想聊的，是这条曲线背后的人，也是它继续向上时，那块越来越硬的骨头。

很多人一看＂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就理解成——＂哦，现在生的孩子只能活到79岁多一点＂。这是天大的误会。

这个数字讲的是＂假设当下的死亡率一辈子不变＂。可医学从不静止。

今天出生的孩子，一生要经历几十年的技术迭代——新药、新疫苗、新术式、新筛查手段。这个数字的真正含义更像一张此刻的＂体检报告＂，而不是一份终身判决书。

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它能一年一年往上爬——因为整个社会的救治能力和健康素养，也在一年一年往上爬。

一个国家的寿命是怎么涨上去的？教科书会告诉你＂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全对，但太干。我更愿意用三个人来讲。

第一级台阶叫＂别死于瘟疫＂，代表人物是伍连德。伍连德，1879年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剑桥医学博士，1907年被清政府请回国。

1910年那场东北鼠疫里，他做了几件当年离经叛道的事——解剖尸体查病理、火化患者遗体、划隔离区、发明纱布口罩。四个月，鼠疫止步。

1935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史上第一人。1960年1月21日，他在槟榔屿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八十岁。

一个有意思的反差——他自己活到了八十一岁，可他一生想拯救的那片国土，直到他走的那年，人均寿命也才四十来岁。第二级台阶叫＂别死于分娩和襁褓＂，代表人物是林巧稚。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生于厦门鼓浪屿，1929年，林巧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并留院工作。1940年，她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女主任；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是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

她一生没有结婚，接生超过五万个婴儿，被叫做＂万婴之母＂。这里面，有一个叫袁隆平的孩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孕产妇死亡率约为1500/10万，婴儿死亡率约为200‰。到202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13.4/10万和3.8‰，孕产妇死亡风险降至过去的约百分之一，婴儿死亡率降至过去的约五十分之一。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医院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她把毕生积蓄留给医院办托儿所，遗体捐做解剖教学，骨灰撒进鼓浪屿的海面。

据身边人回忆，她昏迷前反复念叨的是＂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我个人觉得，一位医生临终意识模糊时喊的话，往往就是她这辈子最真实的模样。

第三级台阶叫＂别死于儿童传染病＂，代表人物是顾方舟。顾方舟，1926年6月16日生，医学病毒学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把无数中国孩子变成瘸腿。1960年，顾方舟带团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脊灰减毒活疫苗。

第一支疫苗做出来后，他自己先喝下一小瓶，然后又给自己不满一岁的儿子服下——因为疫苗要在儿童身上验证，他不能让别人的孩子先冒这个险。后来为了方便运输和给孩子吃，他和同事把疫苗做成了小糖丸——就是七零后、八零后记忆里那颗甜滋滋的白色小圆球。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通过无脊灰认证，中国由此实现阻断本土野生脊灰病毒传播的目标。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二岁。临终前那句话已经被引用无数次——＂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

202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顾方舟诞辰100周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纪念活动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一颗小糖丸的最高致敬。

中国人均寿命从三十几岁跳到接近八十岁，靠的从来不是某个＂神药＂，而是把死亡的原因一层一层往后推——先是烈性传染病，再是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风险，再是儿童传染病。

这三层压下去，几乎每压掉一层，全国平均寿命就能往上蹦一大截。

因为寿命统计有个残酷的常识：在生命表计算中，降低婴幼儿和青少年死亡率，对人均预期寿命的抬升通常更明显，因为它减少的是生命早期的过早死亡。随着低龄死亡率降至较低水平，继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便更多依赖中老年慢性病防控。

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些默默无闻降低婴儿死亡率、母婴死亡率的基层医生和公卫工作者，才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寿命曲线真正的＂隐形推手＂。他们没有明星光环，但每一个被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婴儿，都是这条曲线上一个稳稳的、往上抬的支点。

一个国家在寿命较低阶段，快速往上蹿是有捷径的——把公共卫生做扎实、把营养跟上、把疫苗打到位，就能狂涨。但一旦逼近八十岁，剩下的敌人几乎全是慢性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中国居民第一大死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久坐、抽烟——这些词单拎出来一个都不吓人，摞在一起就是一张通往心梗和脑卒中的门票。

而慢性病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不像瘟疫会一夜之间把一座城放倒，它是水滴石穿。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血压偏高，他觉得＂我身体挺好，没啥感觉＂，一拖十年；六十岁那天早晨他刷牙突然半边脸麻——再先进的溶栓、取栓，都只能抢回一部分。

这也是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下一段寿命的争夺战，主战场不在ICU，而在四十岁人的血压计前、三十岁人的体检报告上、二十岁人的餐桌和跑步机边。体重也是。

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里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成年人超重率34.3%、肥胖率16.4%——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这两年国家反复讲＂体重管理＂，管的不是眼下的腰围，管的是二十年后心内科的病床。

再叠上一个老龄化。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5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约2.24亿，占总人口的约15.9%。

有研究显示，全球65岁以上人口里，约80%患至少一种慢性病，50%同时有两种以上共病。这意味着，未来我们不但要救得回，还得让一大批老年人活得舒展。

这里得说一句可能有点刺耳的话——活得长，未必活得好。一个人活到90岁，可从70岁起就长期卧床、不认人；另一个人活到85岁，还能自己去菜市场挑鱼、周末陪老伴儿去趟青海湖。

同样一条时间轴，谁的分量更重？我个人的答案是——后者。

所以除了＂人均预期寿命＂，还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指标叫＂健康预期寿命＂——一个人平均还能有多少年活在相对健康、能自理的状态。《健康中国行动》早把它列入考核，今年出台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强调，要遏制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势头。

翻译一下就是——不光要看终点线在哪，更要看跑到终点线之前那几十公里跑得舒不舒服。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是：2025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涨到33.69%，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38.52%。

这两个数字有多重要？它们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主动跟自己的身体谈判——测血压、量腰围、少熬夜、多迈腿。

伍连德在鼠疫尸山上站起来的那年冬天，一定没想过一百多年后中国人平均能活到接近八十岁。林巧稚在协和产房里最后一次喊＂产钳＂时，也不会想到孕产妇死亡率有一天会掉到十万分之十四。顾方舟给自己儿子喂下第一颗糖丸时，更不敢奢望二十多年后中国被宣布为无脊灰国家。

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那一棒。而下一棒，其实交到了每一个普通人手里。因为过了79岁这道坎，寿命不再单纯是医生和实验室的事。

它是一个四十岁男人愿不愿意戒烟的事，是一个三十岁女人愿不愿意每周走够一万步的事，是一个二十岁大学生愿不愿意十二点前放下手机的事。年轻时候拼的是运气，中年拼的是选择，晚年拼的是年轻时候攒下来的健康余额。

国家的寿命曲线其实也是这样——过去几十年靠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搭起了骨架，接下来要靠每个人自己把血肉填上。八十岁的门槛就在眼前。

跨过去不难；难的是跨过去之后还能腰不弯、腿不软、眼不花地再往前走十年、二十年。那才是真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