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达官显贵携家带口仓皇渡海。
邱清泉的家眷也在其中,老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往南跑。跑到福建,被解放军拦住了。
这时候,家里有个19岁的儿子做了一个决定——不走,回上海念书。
三十年后,他却用四次出境把三个女儿一个一个送到了美国,自己最后一次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为什么留下?后来又为什么走?
要说清楚邱国渭这个人,得先说他父亲邱清泉去世的那天。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到了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围在豫皖苏交界一个叫陈官庄的地方,四面全是解放军,突围的路被封得死死的。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开始总攻,打了四天,到1月10日,整个包围圈里的守军基本上打完了。
邱清泉死在那天的突围途中。他试图带着残部往外冲,没冲出去,被机枪扫射,胸口连中七弹,当场毙命。那年他47岁,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的司令官。
这个人在国民党军队里算是有名的悍将。1939年昆仑关战役,他带着新编第二十二师猛打猛冲,把那场仗打得相当惨烈,在军中落下个"邱疯子"的外号。
抗战时期这个绰号是夸人的,意思是打仗不要命、有冲劲。等到内战,他还是用那套打法,只是对手换了,结局也彻底不同。
邱清泉死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邱国渭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外语系,那年19岁。消息传来是什么感受,没有记载留下来。
邱国渭这个人后来在同事眼里一直是那种不说话、不聊闲事、闷头干活的性格,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养成的,很难说清楚。

邱清泉一死,家里乱了。他有两房妻室,大儿子邱国渭是二太太叶蕤君所生。叶蕤君收拾东西,带着孩子们往南跑,一路跑到福建,前面的路被堵死了——解放军已经进了福建。
一家人被围住,查清楚身份之后,解放军没有为难她们。当时的政策是优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去留自愿。想去台湾的,发路费,开通行证,送走。想留下的,也不拦。
叶蕤君决定去台湾。这个时候邱国渭做了那个让他往后几十年都活在特殊处境里的决定——他要回上海,把大学念完。
他和母亲、弟妹分开,母亲他们后来从台湾又辗转到了美国定居。
关于他为什么没跟着走,武重年的口述里提到,是解放军当时的优待政策让他受了触动,主动决定留下来的。
也有另一个说法,是他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开了,没赶上。两种说法都有人信,但不管哪种,结果是一样的:他留在了大陆,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1952年,邱国渭从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毕业。那年上海图书馆刚刚成立,7月份正式开馆,他被分配进去,做外文书籍的采编工作,是第一批进馆的员工。

这份工作和他的专业对口,他的外语底子扎实,西文编目做得细致,在业务上没什么话说。
他在图书馆里认识了袁玉珍。这个女人在同事里公认是个美女,追求她的人不少,但最后她选了邱国渭。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只说了两个字:老实。
邱国渭确实是那种不声不响的人,不主动招事,不到处混脸熟,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两个人结婚,后来生了三个女儿。
往后十几年,日子过得算是平稳。邱国渭的"战犯之子"身份始终压在头上,但他把自己藏得很深,不言不语,不给任何人落把柄。
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平安过去了,同事武重年后来回忆,说他"每次政治运动都没搞他",这在那个年代不是容易的事。

到了1966年平静点日子彻底结束了。
特殊时期一开始,邱国渭就被点名了。"战犯之子"这四个字摆在那里,是没法绕过去的。他被列为第一批"牛鬼蛇神",推上批斗台。
武重年亲眼见过那些批斗会。他描述当时外文采编部有两个组长,都是1952年大学毕业的,和邱国渭同届,但两人当年都追求过袁玉珍,都被拒了。
袁玉珍最后选了邱国渭,这口气憋了十几年,到了批斗台上算是找到了出口。
批斗会上,一个人用皮鞋底踩他的后背脊梁,把人按跪在地上;另一个人用翻毛皮鞋踢他的头。武重年说他当时就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清楚这两个人是在做什么,可那个年头谁也不能说什么。
还有一个说法在那段时间传开了——有人说邱国渭曾说过要替父亲报仇,暗杀陈毅。武重年后来判断,这话基本是无中生有,是有人故意编出来整他的。
但这种话一旦传出去,就算是谣言,也够他闹心的。批斗没有因为这句话消停,反而越闹越凶。
邱国渭在批斗台上怎么应对,没有详细的记录留下来。但他后来的做法和以前一样——不申辩,不反击,低头熬。

妻子袁玉珍的死比批斗还叫人难受。
袁玉珍原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后来被调去中学教书。有一次带学生下乡劳动,她感冒了,发烧,去找赤脚医生看。她告诉那个医生自己对针剂过敏,不能打针。医生没当回事,还是给她打了一针。
就这一针,袁玉珍当场没了。
三个女儿都不大。邱国渭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那个什么都乱的年代,靠着上海图书馆的那份工资撑下去。
他没有和任何人诉苦,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段时间的文字。武重年只说他在那之后更不说话了,有什么都往里咽。
人在最难的时候,往往也是最沉默的时候。邱国渭的沉默维持了很多年。

1971年,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台湾方面雇员,有一部分被新中国留用了。
邱国渭有两个妹妹就在那批留用人员里头。妹妹们继续在联合国工作,兄妹之间的通信渠道重新打开,断了二十多年的联系接上了。
这件事让有关部门注意到了邱国渭。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看,他的价值被重新评估了。
大概在1978年前后,文化局副局长方行亲自拍板,把邱国渭提拔为上海图书馆外文采编部副主任,级别是副科级。接着安排他担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
这一连串安排都发生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那几年,中美关系在逐步走向正常化,对台统战工作也跟着转向,邱国渭这种身份特殊、又有海外关系的人,突然变得有用处了。
武重年那段时间也在盘算一件事。他已经调到复旦分校工作,学校在筹建档案学专业,需要懂外文编目的人来教课。

他去找邱国渭谈,希望他调过去任教。邱国渭当时答应了,说只要手续办妥,愿意去,并且补了一句:去了学校,退休以后再去美国探亲。
方行那边的提拔先落地了,邱国渭的行政级别动了,调动的事跟着黄了。机构一旦安排好了人,再动就麻烦,武重年的计划就这么搁浅了。
武重年事后跟朋友感叹,说:"你们看着吧,邱国渭在这儿待不长,迟早要走。"
朋友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解释:邱国渭对政治没兴趣,从来不去开政协会,给他那么多政治头衔,他也当没看见,蹲角落不说话,这种人留不住。
武重年说的是实情。邱国渭对那些头衔的态度,用他自己后来的行动说明了一切——政协委员的会,他一次都没去开过,开会签到表上压根找不到他的名字。
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的活动,他也是挂个名,人不到场。
外人看他,觉得他是个拎不清、不懂得抓机会的人。邱国渭心里在盘算什么,当时没有人知道。

从1980年前后算起,邱国渭开始申请出境探亲。他的母亲叶蕤君和弟妹都在美国,理由是现成的。那几年政策松动,这类申请不是完全批不下来。
第一次,他一个人去。签证办下来,手续齐全,按时出发,按时回来。单位里没什么异动,组织上对他的评价没有变化,出行记录上就是普通的探亲。
第二次,他带着大女儿一起去。回来的时候,大女儿没跟着回来。对外的说法是留在那边继续读书,或者找到了工作机会。
那年头出去留下来的年轻人多了,说起来也不是奇怪的事。邱国渭一个人回来,继续上班,继续不声不响地做他的西文编目。
第三次,他带着二女儿出去,回来的时候,二女儿也没跟着回来。方式和第一次一样,留下的理由也差不多。
武重年后来说,那时候周围的人其实已经看出来了,但没有人点破,也没有人去追究。邱国渭每次都按时回来,手续都是正规的,没有违规的地方,谁也不好说什么。

第四次,他带着最小的女儿出去。这一次,两个人都没有回来。
三个女儿,四次出行,全部到位。这件事没有任何一次是偷跑,没有任何一次是违规,全程走的正规途径,护照、签证、边检,一个环节都没少。他等了很多年,把每一步都走得干净利落。
武重年后来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邱国渭当年答应过他,退休之后再去美国。他没有食言,只是提前了,条件也变了。
1990年代末,有一部讲昆仑关战役的电影拍完,制片方邀请武重年参加看片座谈会。电影里面出现了邱清泉的镜头,但一句台词没有,就是个背景里的人影。
武重年在座谈会上发言,提出这个问题:邱清泉是昆仑关战役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戏份这么少,一句对白都没有,说不过去。
他顺着这个话头,把自己和邱国渭共事二十年的事情讲了一遍。在场的人都听住了,没人说话。
武重年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邱国渭的消息。
这个人就这么从所有人的视野里消失了。没有声明,没有告别,没有任何公开的表态。
他在上海图书馆待了将近三十年,从第一批员工一直做到副主任,做过政协委员,担任过统战工作的挂名职务,经历了批斗、丧妻、独自带大三个孩子——到最后,他选择了悄悄离开。

1949年他留下来,是因为想把书念完,也可能是因为解放军当时的优待政策打动了他这个19岁的年轻人。
三十年里,他没有公开抱怨过任何事,没有留下任何不满的文字。他接受了提拔,挂上了头衔,政协委员的证件放在那里,会从来不去开。
武重年说的那句"他待不长的",最终应验了。
邱国渭自己没有说过为什么走。他用的方式是行动,不是语言。四次出境,每一次都悄无声息,每一次都合规合法。三个女儿一个接一个送出去,最后一次,他自己也走了。
他在大陆活过了最难的年头,死过了最亲的人,熬过了被人踩在脊背上的岁月,也接受了最后那些给他戴上的光鲜头衔。
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了他在那里度过的三十年。而他用最后那几年的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些账,时间会算。有些话,不用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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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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