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后地价长期下行,对中国地方财政的启示在于调整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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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10月发布的研报《出清与重估: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修复之路》,东京商业地价从1991年高点跌到2005年低点,累计跌幅超过80%,此后又在底部趴了近十年。

三十年过去了,日本全国地价到现在都没回到泡沫破裂前的水平。

这份研报里有一个判断值得琢磨:日本房地产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金融再生计划》落地,要求主要银行两年内把不良贷款率砍半,从8.4%压到1.5%。

换句话说,日本用了十一年才走到“认真处理坏账”这一步。前十年在干什么?在拖。地方财政被地价下行一点点侵蚀,税收跟着缩,支出却砍不动,拖到金融机构接连出事,才被迫动手。

中国的地方财政现在面对的,是同一道题的不同解法。据财政部数据,2025年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518亿元,比2021年的峰值87052亿元少了约4.6万亿,降幅47%。

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21年的78.4%掉到2025年的34.0%。这个下滑的斜率,比日本当年更陡。

但有一个关键差异: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头十年,地方财政的恶化是慢性的、渐进的,因为地价虽然跌,但跌得“均匀”,每年跌一点,地方还能靠借债和转移支付勉强周转。

中国这轮调整的特点是“断崖式”——2022年一年就掉了23.2%,地方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

一、日本拖的那十年,代价落在了谁头上

日本地价下行初期的1991到1995年,东京商业地价跌了49.3%,但当时从官方到市场,普遍认为“只是正常调整”。

这种误判的直接后果是,银行继续给僵尸企业续贷,地方财政继续按泡沫期的收入预期安排支出。等到1997年金融机构开始接连破产,地方才发现税基已经烂了一大块。

葛饰区的记录很能说明问题:特别区税在1992年见顶约335亿日元,到1998年掉到约281亿,区里被迫在1998年和2001年两次搞“经营改革”,三年砍了104亿日元支出,之后十二年又砍了214亿。

砍的是什么?人员、事务、公共服务的厚度。地价下跌的账单,最后是地方居民通过公共服务缩水来付的。

中国的地方财政现在正处在日本当年那个“以为只是调整”的阶段之后的某个位置。

中信建投的判断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量价出清进度介于日本1998到2002年之间,但政策姿态已经提前到了日本2002到2003年的阶段。

这个判断如果成立,意味着中国还有机会不走日本“先拖十年再动手”的老路。但“政策姿态提前”和“实际执行到位”之间,隔着地方政府的真实财力和政治意愿。

二、节奏比方向更重要,快慢决定代价落在哪一代人身上

日本经验里最值得中国地方财政警惕的,不是地价跌了多少,是不良资产处理的速度。日本拖到2002年才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强制银行两年内把不良率砍半,结果到2004年信贷才开始恢复。

那之前十几年,低利率政策一直在,但银行不放贷,地方想靠信贷撑住投资也撑不住。

国金证券的研报点过这个逻辑:日本“债务货币化”虽然避免了债务风险短期暴露,但长期看,极低利率维护了僵尸企业,阻碍市场出清。

地方财政靠借新还旧撑着,表面没崩,底下的资产质量一年比一年差。放到中国地方财政的语境里,这个教训的对应物是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之后,地方用什么补缺口。

2025年土地出让收入比年初预算少了7130亿,地方调入一本账的资金从预算的20555亿收缩到15754亿,直接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低于预算。国金证券的研报指出,2025年以来化债约束和存量资源消耗让地方“腾挪”空间收窄,税收收入被迫更多承担补缺口的功能。

这个链条和日本当年很像:收入端出了问题,先拿存量资源填,填到填不动了才开始动真格。

区别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手里还有国有资产、股权这些日本地方没有的牌可以打,但牌打出去的节奏如果不对,同样会变成“拖”。

在我看来,节奏的核心不在于“快就好”或者“慢就稳”。日本2002年动手不算早,但动手之后四五年就把不良率从8.4%压到1.5%,信贷随之恢复。快的前提是认账。

承认地价不会回到过去,承认土地财政的收缩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然后按新的收入基数去重新安排支出责任。

拖的代价是,每一年的延迟都在把调整的成本往后推,推到下一代纳税人头上。

日本“负资产”现象就是这么来的:地价跌了,固定资产税和物业费照交,房子从资产变成负担,继承给子女就是一笔甩不掉的债。

三、中国地方财政真正的节奏问题,在支出端不在收入端

现在讨论土地财政下行,大多数分析都在收入端打转,找什么替代土地的收入来源。国金证券那份研报有一个判断值得注意:当前财政的矛盾不在收入,而在支出。

202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年初预算多了4810亿,支出却比预算少了7020亿,地方支出仅增长0.2%。

收入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是地方不敢花、花不出去。为什么不敢花?因为土地收入的预期不稳,二本账调入一本账的通道在收窄,地方在留后手。

这个状态和日本1990年代中期的区别在于,日本当时是收入真的在垮,中国现在是一部分收入在垮、另一部分还在撑,但地方的选择是收缩支出而不是调整支出结构。

收缩支出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收缩的方式是“一刀切地少花钱”,而不是“把钱从低效的地方挪到该花的地方”,那和日本拖的那十年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当年砍支出砍的是人员和事务经费,公共服务跟着薄下去。中国地方财政如果也走这条路,短期内账面能平衡,长期看是把成本转移给了依赖公共服务的普通人。

节奏的要害在这里:地价下行带来的收入缺口,需要用支出端的重新排序来匹配,而不是用时间换空间式的等待。

日本等了十一年才承认坏账需要集中处理,中国的地方财政如果也把希望寄托在“地价总有一天会回来”上,那中信建投说的“政策姿态提前”就只是纸面上的优势。

地价回不回得来,不取决于政策姿态,取决于人口、城镇化阶段和存量房的消化速度。日本全国地价三十年没回到1991年,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等”这个策略最直接的否定。

对于关注地方财政的人来说,日本经验给出的不是“该不该调整”的答案,是“调整的窗口有多窄”的提醒。

2002年日本动手的时候,距离泡沫破裂已经过去了十一年。中国从2021年土地收入见顶算起,到现在是第五年。

窗口还在,但不会一直开着。您觉得,地方财政现在是在“主动调整”还是在“等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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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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