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很哇塞|中国雕版印刷术走向巅峰，吴越国是幕后推手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郭闻/文 杨晓轩/摄

本期讲解：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祝挺

上一期“文物很哇塞”栏目介绍了雷峰塔塔砖，其中的藏经砖十分独特，砖中心有一个直径约2.5厘米，深10.5厘米左右的孔洞，里面藏着一卷用纸雕版精印的经文《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孔洞则用黄土封口。这种藏经方式，世界上绝无仅有。

藏经砖

如今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的雷峰塔文物馆二楼，展出的一卷《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正是雷峰塔藏经砖中所藏。只不过，它并不是2000年雷峰塔地宫考古时发现，而是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散落民间，后经社会征集所得。

这样一卷佛经背后，隐藏着许多历史密码，比如它佐证了雷峰塔的建造年代，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情风俗；而作为一种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当时吴越国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为之后活字印刷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东南的吴越国，是推动中国雕版印刷术走向巅峰的幕后推手。

魏祝挺

藏经砖里的佛经

雷峰塔藏经砖里的佛经，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刻有三行发愿文，扉画礼佛图，提供了重要的刻经者和刻经时间信息：“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

吴越国王钱俶为了祛除疾病，避免瘟疫，护佑国家，曾于丙辰岁（956年）、乙丑岁（965年）、乙亥岁（975年）三次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各八万四千卷。也就是说，其中乙亥岁（975年）印刷的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被舍入了雷峰塔的藏经砖内，

《宝箧印陀罗尼经》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为卷轴装，细腻坚滑。卷首刻有说法图，经文全长约210到220厘米，版心高约5厘米，全文近2800字，肉眼刚好能看清。卷外用黄绢包裹，腰束以蓝锦带，眉端属“宝箧印经”。这种小版心、长卷幅、精雕细刻的印经风格，充分展示了吴越国雕版印刷技术的高超水平。

整个经卷图文并茂，既有唐代楷书余韵，又有魏碑意韵，已有宋代版刻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

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质，2016年，一件雷峰塔藏经在拍卖市场上曾以惊人的2875万元成交，足见其作为中国早期雕版印刷术重要实物证据的珍贵价值。

这一千年经卷可谓见证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的珍贵实物。近现代收藏家叶恭绰对它的评价是“手工精湛，与开宝大字藏相类，而此字小，尤为难得。敦煌所出沙州刊版各经咒约与此同时，但麤(cū，粗糙、粗疏的意思)率殊甚，较此有珉玉之别矣”，意思就是同时期的敦煌佛经比不上它。

兴盛的吴越国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始于隋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五代十国虽是乱世，但雕版印刷术在吴越国却有质的飞跃，这与吴越国三世五王重视文教、广印佛经分不开。

钱俶开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费时20年三次雕印《宝箧印经》各八万四千卷，数量巨大。据印刷史学者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一文统计：“钱俶与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说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少见的。”

唐末战乱，大藏经多有散佚，钱俶还特地致书日本，奉上黄金五百两，求取真本，抄得之后又雕版刊行。

永明延寿禅师的印刷实践更具开创性。这位被钱俶尊为国师的高僧，在972年主持开板刻印《弥陀经》，974年又刊刻《二十四应观音像》，每一批的印量都极为庞大。尽管原作已佚，但在日本所藏的13世纪摹写本中仍能看到它的原貌：中央是十二面观音，周围绘制了二十四应现物，卷末还镌着“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的字样，将宗教艺术与印刷技术完美结合。这种“以绢素印造”的方法，开创了彩色套印的先河。

这里说个小知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古文或现代一些正式行文里会提到某文或某书已“付梓交印”，这4个字的含义就与雕版印刷有关。

雕版印刷里用的母版最初一般用梓木雕刻，因为梓木材质轻软耐腐蚀，是制作雕版的理想材料。所以“付梓”就表明文稿已经在准备印刷阶段了。久之，付梓就有了交稿、出版的意思，一直沿用至今。

在书籍形制演变中，吴越国的贡献也尤为关键。1987年湖州飞英塔内发现的一只镶嵌螺钿髹漆经函，里面装着刻本《妙法莲华经》（951年印刷）。这卷经用经折装，字体方整，版面疏朗，还配有插图——没错，它是迄今国内考古所见最早的经折装插图刻本实物，也是佛经由卷轴装向经折装过渡的关键证据。这种从“卷子本”向“册页本”的转变，成了后世书籍装帧的主流形式。

杭州曾是全国印刷中心

杭州雕版印刷的荣耀史，正是从这些经卷开始的。吴越国雕版印刷的成果远不止几卷佛经那么简单，从大批量、标准化的经书雕印，到经折装、插画版式的率先应用，再到版画艺术的开端，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产体系。吴越国时期，杭州的雕版印刷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了北宋，杭州雕版印刷更是名冠全国，成为当时全国的四大印刷中心之一。

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诗文总集，“皆下杭州镂版”——也就是说，朝廷把最重要的刻印任务都交给了杭州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不朽的《资治通鉴》。北宋大儒、浙江人叶梦得盛赞当时的刻书“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足见杭州刻本在当时已是标杆。

在杭州这样的雕版印刷的土壤中还生长出了更为伟大的创造：北宋庆历年间，杭州雕版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欧洲人用铅活字印书早了足足四百年。

从藏经砖里的一卷卷佛经，到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吴越国的雕版印刷成就，为宋代印刷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千年前藏在雷峰塔塔砖里的经卷，影响的远不止是一座塔、一座城，它为中国雕版印刷术打开了一扇通往文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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