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梅西告了一批中国跨境卖家

作者丨柠檬

编辑丨Shadow

近日，足球巨星梅西在美国法院对一批中国跨境电商卖家提起诉讼，原因是这些卖家在 Temu、Shein 等平台销售假冒商品。事实上，此类事件在跨境电商圈已屡见不鲜。从特朗普到金・卡戴珊，近年来因侵权问题向中国卖家维权的国外名人不在少数。这一系列维权行为，既体现了名人对自身品牌价值的高度重视，也暴露出跨境电商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合规化过程中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

这些案件不仅反映出名人对品牌价值的高度重视，更揭示了跨境电商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合规化过程中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

梅西怒告中国卖家

3月25日，梅西通过自己的品牌管理公司LGMG，正式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对象是在Temu、Shein和沃尔玛销售的一批中国卖家。

这次诉讼的核心，是商标侵权问题。梅西早在2016年就在美国完成了“MESSI”商标的注册，受美国《兰哈姆法》保护。

图源：起诉书

然而，起诉书中指控，被告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大量生产和销售带有该商标的运动服、鞋类、箱包等商品。这些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流向美国消费者，不仅挤占了梅西正品市场的销售额，更对其个人品牌声誉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梅西方面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聘请了美国顶尖的律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 LLP代理此案，请求法院颁布永久禁令，关闭所有侵权店铺。

同时，要求追缴卖家非法获利，并依据美国商标法提出三倍惩罚性赔偿，或者按每件假冒商品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标准索赔。

梅西采取这样强硬行动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

据公开信息，梅西每年仅商业赞助收入就高达约7000万美元，其个人品牌年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在这样一个体量的商业版图中，泛滥的劣质仿冒品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威胁。如果放任不管，不仅会侵蚀正品市场，更会长期损害品牌的信誉和影响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诉讼暴露了跨境电商售假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诉状详细描述了卖家们规避监管的种种手段，比如利用虚假身份反复注册新店铺，在被平台发现前迅速转移；

通过国际邮政小包分散发货，利用美国海关对小额包裹的豁免政策逃避查验；

再配合多层的第三方支付和离岸账户，形成了一套游击式运作模式。这种组织化、隐蔽化的售假网络，正是让品牌方头疼不已的难点所在。

对梅西而言，这次诉讼不仅是一次法律维权，更是在向整个灰色产业链发出警告：即便隔着太平洋，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售假，也终将面临追责。

名人集体打假

梅西的维权行动并非孤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名人选择通过法律手段打击跨境电商中的假冒商品。

去年7月，特朗普及其品牌管理方就在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发起诉讼，将亚马逊、Temu、速卖通等平台上的假冒“TRUMP”商标卖家告上法庭。涉案商品涵盖旗帜、服饰、帽子、纪念币、竞选周边等，售价远低于官方正品，原告直接批量起诉多名卖家、申请临时冻结令，侵权店铺资金账户瞬间被封，毫无转圜余地。

同年10月，金・卡戴珊也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发起维权，直指亚马逊、沃尔玛、eBay、Temu等平台卖家，大规模仿冒其SKIMS 内衣、塑身衣、家居服产品，盗用品牌设计与商标，以低价冲击正品市场，强硬要求停止侵权、高额赔偿、销毁全部假冒库存。

就在今年2月13日，好莱坞传奇巨星史蒂夫・麦奎因的遗产管理信托也发起商标维权，手握4项美国联邦注册商标，将67家跨境店铺集体起诉，涉案产品铺满亚马逊、速卖通、Temu、沃尔玛等主流平台。

而在这一系列案件里，中国卖家始终是高频涉案主体。

不少卖家依托国内成熟供应链批量生产仿品，借助跨境平台流量低价走量，试图靠地理距离和平台监管漏洞逃避追责。他们惯用虚假注册店铺、分散发货、多层转移支付等隐蔽操作，和梅西案中的侵权模式如出一辙，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殊不知，海外名人团队早已搭建起专业化、体系化的维权闭环，从证据固定、律所代理到司法诉讼层层推进，无论卖家身在何处，只要通过跨境渠道售假侵权，都难逃追责。

这些名人维权案早已形成清晰的共性打法：维权主体涵盖政界、体育界、娱乐界及商界等多个领域，原告方均聘请专业知识产权律所代理，诉讼策略上倾向于批量起诉、申请临时冻结令，且普遍要求高额惩罚性赔偿。

那么，这些被起诉的卖家，最终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

侵权卖家的三个结局

在侵权诉讼案件中，卖家通常分为故意侵权与非故意侵权两类，但最终结果基本都逃不出这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缺席判决。由于被告多为境外经营者，且部分卖家在注册店铺时使用了虚假身份信息或地址，导致美国法院的传票无法有效送达。即便送达成功，许多卖家也因语言障碍、诉讼成本过高或对境外司法程序缺乏了解，选择不应诉。

在此情况下，法院通常会作出缺席判决，完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一般包括：永久关闭侵权店铺、划扣账户内冻结资金，并判令被告支付法定赔偿金。

虽然在缺席判决中，法院较少支持原告提出的高额惩罚性赔偿，但数万至数十万美元的赔偿金额仍属常见。对于中小卖家而言，这意味着店铺被封、资金被划走，经营多年的账号就此归零。

第二类是和解结案。部分卖家在收到传票后，选择聘请律师与原告方进行和解谈判。这类诉讼的原告方多为专业的知识产权律所代理，手中掌握着完整的侵权证据链，诉讼经验丰富。

卖家即便认为自己“并非故意侵权”，在法律上也很难构成有效抗辩。如果坚持应诉，仅律师费一项就可能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且一旦败诉还需承担对方的诉讼费用。

因此，对于大多数卖家而言，和解是成本相对可控的选择。和解金额通常根据侵权规模、销售数量等因素确定，一般在数千至数万美元不等。达成和解后，原告撤诉，卖家得以避免进一步的诉讼风险。

第三类是判决执行。在少数情况下，原告方会采取跨境执行措施。如果卖家在美国境内拥有资产，例如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余额、银行账户存款或在美仓储的货物，原告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即便卖家已将资金转移至境外，若其使用PayPal、Stripe等美国支付服务商，相关账户仍可能被冻结划扣。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美司法协助机制的逐步完善，部分高额判决已出现跨境执行的先例。这意味着，卖家无法简单地以“人在中国”为由逃避法律责任。

那么，这类侵权行为的法律定性是什么？美国《兰哈姆法》规定，未经授权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权利人有权追缴侵权获利，并可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法院还可判令被告支付法定赔偿金，标准为每件假冒商品1000美元至200万美元不等。虽然实践中法院较少顶格判罚，但这一法定赔偿标准本身已构成巨大的威慑力。

从侵权主体的主观状态来看，并非所有卖家都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部分卖家从批发市场采购商品时未核实品牌授权情况，部分卖家承接消费者定制的明星图案订单，还有部分卖家抱有“法不责众”或“地理距离形成天然屏障”的侥幸心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过失侵权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不知情”或“大家都在卖”均不构成有效抗辩。

如今，从平台监测、证据保全到律所诉讼，各环节高度专业化。跨境电商卖家与其在侵权风险中“打擦边球”，不如在选品环节建立合规审查机制，确保所售商品不涉及未经授权的商标、肖像或版权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在跨境电商这条路上走得长远。

参考资料：

[1]Messi versus TEMU: demanda judicial por los productos truchos que venden su marca . noticias

[2]【TRO 26-cv-212】67名跨境卖家涉案！好莱坞巨星Steve McQueen商标侵权案，组团和解中！. CSDN

[3]金·卡戴珊对沃尔玛、亚马逊及其他在线供应商的爆炸性诉讼内幕 . celeb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