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又饿了，大臣们排着队上奏，请皇帝再去一趟洛阳。唐中宗当场发火：岂有逐粮天子耶。话说得硬气，这事也就此作罢。

可硬气归硬气，账躲不掉。他的祖父高宗七次东去洛阳就食，从显庆二年到弘道元年那二十六年半里，有一半时间人不在长安。皇帝挪窝不是巡游，是带着满朝文武去有粮的地方吃饭。

十三朝古都的另一面，就藏在这两个字里。定都西安的缺点，正史《食货志》其实写得明明白白，只是很少被当回事——而宋明两朝的开国之君，恰恰把这笔账算得极清楚。

八百里秦川，为什么喂不饱一座长安城

《新唐书·食货志》有一句话，把这事说尽了：唐都长安，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写这话的是宋朝人，回头看唐朝，看得比谁都明白。关键在“土地狭”三个字。

关中平原东西三百六十公里，总面积约三万九千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平原里最小的一个。

它还不是一个规整的方块——东头最宽处一百公里，往西越走越窄，到眉县一带只剩二十公里，再往西就收成峡谷了。地图上一条细长的带子，两头被山夹着。要靠这条带子养的是什么？

一座总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的都城，学界较流行的说法是百万人口。

这里头有宿卫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官员、宦官宫女奴婢，还有战马数万匹——马也吃粮，而且吃得比人多。学者测算下来，长安一年要吃掉八百六十余万石，朝廷手上能直接调度的，只有四百六十余万石。

差出来的那一块，就是每年的命门。

理想状态下关中自己能产九百来万石，可那是把每亩地都按丰年算、每个农户都授足田算出来的账。真实的年景不这么走。

唐代二百八十九年里，关中一地的自然灾害学者统计有一百三十六次，光前期就占了四十七次。旱、涝、蝗、霜，隔几年来一回。永淳元年那场就是典型。

京兆、岐、陇一带螟蝗把苗吃光，疫病跟着起来，路上倒着人，京师人相食。

这不是史书渲染，是《资治通鉴》里干巴巴的记录。往前十几年，咸亨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灾虫害，朝廷干脆下诏，让百姓自己往别的州去找饭吃。

皇帝的“就食”和百姓的“逐食”，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版本。区别只在于，皇帝走的时候，是带着整套朝廷一起挪。唐前期这样东去洛阳，前后约十五次，高宗七次，玄宗五次。

粮船翻在三门峡，一舟百日才能上来

有人会问，东南不是有粮吗，运过来不就行了。朝廷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这条路太难走了。黄河到了三门峡，被两座石岛劈成三股水。鬼门、神门水急得不能行船，只有人门稍缓，勉强能过。

《新唐书》记得很直接：岁漕砥柱，覆者几半——每年往这儿运粮，翻掉的接近一半。

船要进三门，得雇当地人做门匠，站在船头举旗指挥方向，一条船磨上一百天才能拉上去。当地有句谚语：古无门匠墓。意思是这行当的人没有坟——都淹在河里了。绕不过去，就走陆路。

从洛阳到长安三百里，用车拉、用牲口驮。账是这样的：两斛粮的运费要一千钱。

江淮的漕米一路运到洛阳的含嘉仓，途中风波覆溺，一斛里能剩八斗就算好活计。折下来是什么概念——一船粮从江南出发，先在水上折掉两成，剩下的再上岸，运费比粮本身还贵。国库掏钱，替长安的饭桌买单。

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出了个办法：不再一条船直通到底，改成分段接力。河口设河阴仓、三门东边设集津仓、西边设盐仓，再凿开十八里山路走陆运，险处绕开，缓处走水。

他当转运使三年，运进七百万石粮，省下陆运佣钱三十万缗。这是唐代漕运最漂亮的一笔。可它靠的是一个人在那个位子上盯着。据学者研究，裴耀卿去职之后，这套新法未能长期维持下去。

制度没接住，人一走，路又回到老样子。天宝八年那年，全国中央粮仓存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余石，光洛阳的含嘉仓就压着五百八十三万余石，占了将近一半。

粮在洛阳堆成山，长安在三百里外等着——中间隔着一段谁也搬不动的路。

地被占走，山被砍空，缺口再也补不回来

运不进来还能想办法，本地的产能一年年往下掉，就没办法了。按唐初的规矩，一个丁男该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合一百亩。贞观十八年，关中农民实际授田仅三十亩。

到开元十八年，全国还有余地可分的州已不到八分之一。敦煌留下的户籍残卷显示，实际授田仅为应授数的28.6%。

田不是没了，是换了主人。亲王的永业田标准一百顷，一品官六十顷，一个从五品也有五顷。而官员队伍从贞观初的六百四十三人，涨到开元年间的一万八千多人。

裴寂一人受赐一千顷，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京畿最好的地，都在这些名字底下。

农民名下的地越来越薄，租庸调却仍按丁头收，交不上就只能跑。水也保不住。郑白渠是关中的命脉，汉代能浇四万四千五百顷地，到唐永徽年间只剩万把顷，大历初年更掉到六千二百余顷。跟汉代比，少浇了将近三万九千顷。

原因之一很具体：富商大贾在渠上架起一座座水磨磨面，水被截去推石磨，流到下游就梗涩了。渠还在，水不到田里。

山上也空了。建设长安城消耗森林1530平方公里。到开元、天宝年间，关中已经找不出五六丈长的松木——盖大殿要用的梁，得从别处运。树砍完，坡地留不住土，雨一来就冲，土地承载力再往下滑。

田被占、渠被堵、林子砍空，这三件事叠在一起，长安的缺口就不再是某个荒年的意外，而成了每年都要填的坑。

安史之乱把最后一点底子也打没了：天宝年间在册人口约五千二百九十二万，乱后只剩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京畿一带，郭子仪的奏报里写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

赵匡胤叹了一句，朱标走了一趟

开宝九年，赵匡胤西巡洛阳，动了迁都的心思，还说了句更远的话——迁到洛阳还不算完，早晚要迁长安。群臣不干。反对的理由摆得很实：开封有汴渠，江淮的米一年几百万斛直接送到城下，几十万禁军全靠这条河吃饭。

府库和重兵都在大梁，挪一次动的是整个国家的血管。他的弟弟赵光义只回了四个字：在德不在险。赵匡胤没再坚持，只留下一句叹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汴河的分量确实压得住。北宋每年经这条河运进京城的粮食接近九百万石，真宗景德以后，六百万石成了固定的漕运额。同样是养一座都城，开封的粮船能一路停到城门口，长安要靠人背马驮翻三门峡的峡谷。

一边是船靠岸，一边是一舟百日才能上来。账摆在一起，谁都会算。四百多年后，朱元璋又想起了西安。

洪武二十四年，他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正事就是看看这地方还能不能建都。朱标走了一趟回来，报上去的情形是：山泽枯竭，民生凋敝。山没了树，水断了流，人口稀薄。

要在这样的底子上另起一座国都，人力物力都得从别处硬搬。第二年朱标病逝，迁都的事也就搁下了。

朱元璋在祭文里说的是：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这话里的“劳民”二字，跟朱标看到的“山泽枯竭”是接得上的——不是不想去，是去不起。

四塞之险还在那儿，潼关、武关、散关、萧关一个没少。可到了宋明，选都城先看的已经不是关口，是粮船能不能靠上来。

定都西安的缺点，从来就写在《新唐书·食货志》那句“所出不足以给京师”里，只是这笔经济地理的账，比帝王将相的故事枯燥，就少有人翻。

中宗那句“岂有逐粮天子耶”，喊得再硬，也拦不住第二年的旱和蝗。

宋明两朝的开国之君没喊这句话，他们只是把粮船的路线看了一遍，然后把都城放在了船能到的地方。

参考资料：

《唐代移都就食现象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院

《新唐书·食货志三》.欧阳修、宋祁等

《旧唐书·裴耀卿传》.刘昫等

《明太祖实录》.明代史官

《旧唐书·杨炎传》.刘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