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催生效果一般！国家终于认了：不生孩子真不能怪年轻人懒！

站在2026年11月往回看，有一组数字很难回避。今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

这也创建国以来年出生人口新低。再往前推十年，2016年受到二孩政策刺激影响，出生人口数量最多，达到1786万人。

十年间，年出生人口少了一半还多。这十年，政策一直在加力。二孩、三孩先后放开，补贴、假期、医保也一项项跟上。

今年的力度更明显。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医保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推动实施。把这些举措放在一起看，政策思路已经变了：以前是"允许你生"，现在是"帮你分担"。

这个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年轻人迟迟不生，不是懒，是认真算过一笔账。5月29日，这笔账有了新版本。

育娲人口智库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版》，全国将一个孩子从备孕养到18岁前，每月平均支出为2544元，上海以4751元居首。按报告测算，平均成本为58.00万元，是人均GDP的6.06倍。

每年3600元的补贴，摊到每个月是300元。它是实打实的托底，但不可能把成本全包下来。

生育支持本来就是长期工程，指望一项政策一次解决问题并不现实。更值得想一想的是，这笔账还有一半没算进去。

奶粉、学费、房租都有票据可查。一位母亲为孩子放慢的升职、错过的机会、少拿的工资，没有票据，也很少出现在成本报告里。

要解开"不生"这道题，关键也许就在这看不见的一半里。经济学家刘倩，研究的正是这笔"隐形账"。

9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比7月多了25个。

11月4日，民政部网站公布的《2026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64.8万对，同比减少50.4万对，降幅为9.78%。保障在加码，婚育的"上游"仍在收缩。

刘倩是东西均咨询公司创始人兼CEO、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前总裁，著有《性别经济学》。

这本书收录了大量实证研究和有数据支撑的结论。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一场关于经济学原理的圆桌讨论上，80多岁的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说，自己每天还在忙着翻译曼昆最新一版的《经济学原理》。

刘倩当时接话说，自己平时就玩跳伞，已经跳了170多次，而且是持证跳伞。这句话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经济学家的想象。

跳伞从来不在刘倩的人生计划里。她其实极其恐高，从二楼往下看都会害怕。2017年她第一次去跳伞，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舒适区。

那次跳伞让她领悟到，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靠数据分析比对来判断一件事是否安全可靠，正是经济学者的做事方式。

刘倩非常认可数据的力量，尤其是有大样本、有代表性的数据。她写《性别经济学》，最初是因为发现国内谈论性别话题的人越来越多，但讲的往往是"我们家的谁""我身边的邻居"或者七大姑八大姨的故事。

她读博士期间，国内流行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她用国际大数据证明，高学历女性只是结婚相对晚一点，结婚率可能反而更高；她们的婚姻更稳定，离婚率更低，婚姻幸福度也更高。

刘倩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什么是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她的答案是投资教育，特别是投资女性的教育。

国际研究显示，把1块钱投资到美国股市或债市，年收益率是2.4%；多读一年书，将来平均每年的收入会增加8.8%，其中女性是10%，男性是8%。以美国数据为例，有研究显示，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丈夫的收入相应增加18%。

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孩子长期的学习成绩越好；女性生育时早产、孩子出生体重偏低的概率也会降低。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女性会考虑进入婚姻是不是一个好选择，这时不少人往往会降低择偶标准，而从长期看，这个选择可能是错误的。

一篇论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瑞典金融危机，比较了两组几乎完全一样的人，唯一的区别是一组比另一组早毕业一年。

对比发现，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提前，离婚率更高，在婚育年龄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上升，接受社会救助的比例也更高。毕业时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女性在38岁前离婚的概率增加11.5%。

而那些和男性一样，选择去找自己更看重的工作、不急着结婚的女性，后来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这项研究针对的主要是瑞典，各国国情和个人遭遇不尽相同。

刘倩认为，有选择永远比没选择好，但一定要站在长期的维度做决策。社交媒体上有不少言论认为，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现在正是结婚生娃的好时候。

她认为，真的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和因为没事干、闲着就去结婚生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因此降低标准。此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读书。

就业市场上仍然存在一些隐性的、也有不少显性的性别歧视。有些公司不明着写，但招聘时会问应聘者有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打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有一篇经典文章，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交响乐团招聘的一项改革：一些乐团拉上帘子，甚至铺上地毯，台下评委不知道台上演奏的是男是女。其他条件都没变，仅仅拉上一道帘子，女性最终被录取的概率就明显提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新研究考察了全球顶级商学院的男女毕业生，发现女性主动要求加薪和晋升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男性，但她们被拒绝的概率要高得多，而且不论老板是男是女都是如此。在大专、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女生的比例已经超过男生。

刘倩并不担心初入职场的男女，更担心的是工作几年、到了所谓婚育年龄之后，差别开始显现。经济学专业学生中女生比例超过30%，但经济学家中女性只占10%到15%。

几乎所有行业都是越往中层、高层走，女性越少。表面上看这对女性不公平，其实对男性也不公平。

书中和"达沃斯爸爸"的对谈里，一位经常出差的国际知名设计公司CEO，有一次回家没带礼物，孩子看到他进门就问"礼物呢"，也不过来拥抱他。他发现自己在孩子眼里只是个送礼物的人。

2022年有一份中国生育成本报告，认为生育率低的原因是成本太高：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刘倩认为，报告引起了社会、政府等各方面对这一议题的更多关注；但直接成本只是其中一部分，经济学里更重要的概念是机会成本。

为此，她邀请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和张晓波老师，一起写了《性别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引入了间接成本的概念。国际主流经济学研究里有个词叫"motherhood penalty"，中文译作"母职惩罚"。

美国、丹麦等国的研究发现，平均来讲，一位女性生一个孩子，一生的收入会降低20%。用这个比例来测算中国，仅女性因生育损失的收入平均就有57万元，单这一项就比直接成本高出很多。

所以，如果政策只能选一个方向，主攻方向应该是帮助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而不只是解决奶粉钱和房租钱的问题。当然，孩子喊一声妈妈或爸爸、亲你一口的那种感觉，是金钱换不来的，这些都应该放进效用方程里。

很多年轻女性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刘倩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社会和决策层更多关注。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率非常高，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高。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在家做家务和带孩子的时间是男性的2.6倍。一位受教育程度高、工作很好的女性会想：一旦结婚，她在家里的工作量是丈夫的2.6倍，收入还要少20%，凭什么确信两个人能过一辈子，从而结婚生子？

生孩子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孩子长大后成为劳动力，造福的是全社会。但如果社会层面没有给予相应的保障和支持，成本就会全部转嫁到男女双方身上：女性不愿意生；一些男性也觉得成本都得自己扛，干脆不结婚、不生育。

所以，生育不只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更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事。北欧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以瑞典为例，生一个孩子，有3个月的假必须由父亲休。父亲可以不休，但这3个月就作废了，也不能转给母亲。

在瑞典，常能看到父亲推着婴儿车逛街或者喝咖啡。对用人单位来说，雇男性还是女性只是边际上的差别，招聘时也会更加性别平等。

所以，刘倩希望中国的产假政策不只是给母亲更多假期，也给父亲更多假期。只给母亲放更长的假，母亲就更难找工作，长期会形成恶性循环。

刘倩说自己很幸运，生育回来后立刻得到了晋升；后来她年终奖金的十分之一还要看团队的性别收入差。书的封面是海上冲浪。

在经济下行期，要在读书、结婚和工作之间做选择，就像一个大浪迎面扑来。她没法替人挡住这个大浪，但可以递上一块冲浪板。

她最希望读者记住的是：性别平等对女性好，对男性好，对孩子好，对社会好，对经济发展也好。事业和家庭不可能完全平衡，只能选择对自己更有效用的方式，尽可能让它动态地平衡。

永远不要放弃投资自己：女性平均多读一年书，将来的年收入就增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