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母亲兜底，才懂人间最痛是无娘可念

#母亲节，送妈妈一束花#​

思念到深处，往往无言。只是在某个寻常的晨昏，在某段无人相伴的路途，在某一个推开家门、空无一人的时刻，我会明亮地意识到，这世间再也没有那个人，会无条件接纳我的所有，会把一生的温热与周全，都铺在我前行的路上，那个人便是我的母亲朱素珍。

我的母亲，生于广东兴宁叶塘河里龙刘桥头，那是在客家群山里的一处村落，山风绕着田埂，溪水淌过屋前，水土温厚，民风淳良，也养出了母亲这一生沉默、坚韧、通透、从不叫苦的性子。

母亲是高小毕业，算得上是中国50、60年代有文化的女子。即便读过书、认得字，命运却也未曾给她太多顺遂的光景。外祖父走得早，在母亲尚且年轻、尚未组建自己家庭的年岁里，便早早离开了家，离开了一大家子老小。家中没有顶梁柱，日子便塌了半边，上有长辈需要照料，下有年幼的弟弟需要拉扯长大，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生计重担、所有旁人不必承担的辛劳，全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依靠体力谋生、依靠田地糊口的年代，一个没有依靠的女人，要在乡间立足，要把年幼的弟弟抚养成人，要守住一个家的烟火不熄灭，所要承受的苦难，是如今的我们无法全然想象的。

母亲，明事理，懂分寸，知进退，把书本里的本分、厚道、坚韧，完完全全活进了烟火日子里。她只能靠着一双脚，踏遍田间地头；靠着一双手，扛起所有粗重活计；靠着一副不算强壮的身板，扛住生活所有的苦难与风霜。她要下地耕种，要照料家中老小，要缝补浆洗，要精打细算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零钱，要在旁人看不见的深夜里，默默消化生活的苦，然后在天光亮起时，依旧挺直腰杆，继续支撑起整个家。那些年，刘桥头的田埂上，有她日复一日的脚印；客家老屋的灶台前，有她常年不熄的烟火；那些无人知晓的艰难岁月里，她没有向命运低过头，没有向旁人诉过苦，只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把弟弟拉扯长大，教他本分做人，教他踏实谋生，在最贫瘠的岁月里，为家人守住了一口热饭、一处安身的屋檐。

后来，母亲遇见了我的父亲，带着半生的坚韧、一身的勤劳善良，从兴宁叶塘河里龙，走进了龙田三样村的家，与父亲携手组建了家庭。母亲没有嫁妆，随身带来的“嫁妆”就是与生俱来的勤劳、骨子里的节俭、心底长存的善良，进了家门。从她踏入这个家的那一刻起，这个家的烟火，便再也没有断过；这个家的日子，便一步步朝着安稳、踏实的方向走去。我们这些子女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岁月，所有的安稳、所有的温饱、所有不必为生计发愁的时光，全都来自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来自她从不言说的付出，来自她用一生时光，为我们撑起的一片无风无雨的天地。

在我所有的记忆里，母亲的一天，永远从天色微蒙、天地间还蒙着一层淡青色晨雾的时候开始。天刚蒙蒙亮，乡野间的鸡鸣声刚刚划破寂静，屋前的菜园还沾着整夜的露水，灶膛里还留着昨夜的余温，母亲便已经悄悄起身，从不惊扰熟睡的我们，从不抱怨晨起的寒凉，只是轻手轻脚地穿衣、下床，开启一天永不停歇的劳作。

她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照料家中的牲畜。那些年，家里养着猪，猪是一家人一年到头重要的生计指望，是换钱、补贴家用、应对家中急事的唯一依靠。母亲会先煮好猪食，一勺一勺搅拌均匀，一桶一桶提到猪圈旁，细心投喂，清扫猪圈里的污秽，查看牲畜的状态，从不会有半分马虎。喂完猪，她便转身走进灶台屋，开始为一家人准备早饭。柴火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略显疲惫却依旧坚定的脸庞，米在锅里慢慢煮沸，香气一点点漫出屋子，飘在清晨的空气里。她会把米饭煮得软糯，会把简单的配菜收拾干净，会把一家人的碗筷一一摆好，等我们起床时，永远有一口热饭、一碗热汤摆在桌上，永远不必我们早起操劳，永远不必我们为一口吃食费心。

早饭收拾妥当，她没有半分停歇的时间，便会提着水桶、拿着菜壶，走向屋前屋后的菜园。那片菜园，是母亲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是她一年四季都放不下的牵挂。春天播种，夏天浇水，秋天打理，冬天养护，菜园里的青菜、白菜、豆角、茄子、辣椒，一年四季轮番生长，一茬接着一茬，从不会断供。那些年，我们家饭桌上的新鲜蔬菜，从来不用花钱购买，全都是母亲一株一株种下、一天一天浇灌、细心呵护长大的。她会弯腰蹲在菜地里，拔除杂草，松动泥土，为每一株菜浇上清水，动作轻柔，神情专注，仿佛照料这些菜蔬，就是照料一家人的温饱，就是守护一家人的安稳。

喂猪、煮饭、淋菜，只是母亲每日清晨的固定活计，在这些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细碎家务、还有忙不完的零散活计，等着她一件一件去完成。家里的地面要清扫，衣物要清洗缝补，桌椅要擦拭干净，粮食要晾晒归仓，但凡家中有一丝杂乱、有一点不周，母亲都会默默收拾妥当，从不会让我们插手，从不会让我们沾染半点粗重辛劳。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认知里，母亲的活，永远是干不完的。她从没有清闲的时刻，从没有坐下歇息、享受时光的片刻，从没有把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疲惫，放在家人之前。

她的一生，都在围着家庭转，围着我们子女转，围着田地、灶台、菜园、牲畜转。日出而作，日落却不能歇息，常常在我们都已经入睡之后，她还在灯下缝补衣物，还在收拾白天未完成的活计，还在为第二天的生计做准备。她的手掌，常年浸泡在冷水里、泥土里、柴火气里，变得粗糙、厚实，指节粗大，布满老茧，掌心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薄茧，有被农具划伤、被柴火烫伤留下的浅浅疤痕。就是这样一双不算好看、甚至有些粗糙的手，为我们缝补了一件又一件衣裳，为我们煮了一年又一年的热饭，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温暖、安稳、永远有烟火气的家。

母亲这一生，节俭到了极致，节俭到了近乎苛刻自己的地步。在我长达数十年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到母亲为自己添置新衣裳的片段。她身上穿的衣物，永远是洗得发白、布料变薄的旧衣，一件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洗了一遍又一遍，边角磨破了，领口变形了，袖口磨损了，她便找来针线，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料，细细缝上补丁，继续穿在身上。

补丁针脚不算平整，颜色新旧交错，算不上好看，可永远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没有一丝污渍，没有一点邋遢。她从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闲钱，从不舍得为自己买一件新衣物，从不舍得为自己添一点无用的物件，一分一厘、一毫一末，都要精打细算，都要积攒下来，都要留给家庭，留给我们这些子女。她的衣柜里，永远是几件翻来覆去穿的旧衣，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鲜亮的颜色，就像她这一生，低调、沉默、从不张扬，把所有光鲜、所有美好、所有宽裕，全都留给了我们。

可就是这样对自己无比苛刻、无比节俭的母亲，对我们这些子女，却慷慨到了极致，舍得到了极致。无论那一年的日子多么拮据，无论家中生计多么紧张，无论手头零钱多么紧缺，每到年末、每到换季，母亲一定会想方设法，为我们每一个子女，添置一身崭新的衣裳。

她会走很远的路，去集市上挑选布料，会比对价格，会挑选最结实、最耐穿、最暖和的料子，会按照我们的身形、我们的喜好，细心裁剪缝制。新年到来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穿上一身平整、崭新、暖和的衣裳，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走在乡邻面前，享受新年的欢喜。我们穿着新衣裳蹦蹦跳跳，欢喜雀跃，炫耀着自己的新衣，却从来没有留意过，站在一旁笑着看着我们的母亲，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缝着补丁的旧衣。她的眼里是满满的欣慰、满满的温柔、满满的爱意。仿佛我们穿得光鲜、过得体面，就是她这一生最大的满足；仿佛我们不必受穷、不必吃苦、不必像她一样节俭度日，就是她所有劳作的意义。

母亲的爱，是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是在不动声色的周全里。她这一生，永远把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留给我们。饭桌上，最稠的饭、最香的菜、最有营养的食物，永远先推到我们面前；新做好的衣物、新攒下的物件、难得的吃食，永远先分给我们；遇到难处、遇到风雨、遇到旁人的刁难，她永远挡在我们身前，自己扛下所有压力，自己咽下所有委屈，从不让我们受半分欺负，从不让我们沾染半分世态炎凉。

她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低到烟火里，低到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她的付出；却把我们举得很高很高，高到不必为生计发愁，高到可以肆意成长，高到可以拥有完整、安稳、快乐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她的爱，不像山川那样壮阔，不像江海那样汹涌，却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宽厚，像山间的阳光一样绵长，无声无息，却贯穿我们一生，深入骨髓，一辈子都无法忘却，一辈子都在被这份爱意滋养。

母亲不仅用勤劳撑起了家，用节俭护着我们周全，更用一颗善良、温热、柔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人。她这一生，乐于助人，见不得旁人受苦，见不得旁人挨饿受冻，但凡遇见比自家更穷、更苦、更难的人，一定会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接济帮衬。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极度紧缺、家家户户都勉强糊口的年代，自家的粮食尚且要精打细算，自家的日子尚且过得拮据，母亲却总能从自己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粮食；从自己的旧衣里，找出尚能穿的衣物；从自己微薄的积蓄里，拿出一点零钱，送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她从不计较自己会不会因此过得更紧巴，从不计较对方会不会回报自己，从不计较旁人会不会说闲话，只是凭着本心、凭着善良、凭着刻在骨子里的厚道，能帮一分是一分，能渡一人是一人。

她从不会高声宣扬自己的善举，从不会四处诉说自己的付出，只是默默做着这一切，默默把温暖递给身处难处的人。她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本分做人、踏实做事、心怀善意、不欺弱小、不忘根本。她用一生的言行，告诉我们，人再穷，不能丢了善良；日子再难，不能冷了心肠；自己过得再拮据，也要给旁人留一分余地。这份善良、这份厚道、这份共情他人的柔软，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像涓涓细流，淌过漫长岁月，也深深流淌进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一生做人的底气，一生行事的准则。

后来，为了生计，为了一家人更好的生活，母亲跟着父亲，离开故土兴宁，远赴三百多公里之外的仁化。三百多公里的路途，放在如今，不过几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是翻山越岭的遥远，是故土与他乡的相隔，是熟悉与陌生的分界。她要告别生长了半生的河里龙，告别熟悉的乡邻、熟悉的田埂、熟悉的山水、熟悉的乡音，告别自己前半生所有的记忆与根基，跟着父亲，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扎根，重新开荒，重新撑起一家人的生计。

背井离乡的苦楚，对故土的思念，对陌生环境的不安，对未来生活的忐忑，我们从未听母亲诉说过一句。她没有抱怨过半分路途遥远，没有抱怨过半分他乡不易，没有抱怨过半分生活的重新开始。她只是默默收拾好简单的行囊，跟着父亲，踏上前往仁化的路途，把一身的勤劳、一生的坚韧、一辈子的本分，一同带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到了仁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熟悉的田地，没有熟识的乡邻，没有可以依靠的根基，可母亲没有半分退缩。她依旧像在兴宁时一样，天不亮便起身，拿起农具，开垦荒地，打理屋前屋后的空地，种下各类菜蔬。只要是能种的、能养活一家人的作物，她都一一种下，细心打理，从不偷懒，从不敷衍。

除了种菜，她还养鱼，养鸭，养鹅，但凡乡间能养殖、能补贴家用、能为家里增添口粮的活计，她几乎一样都不落下，一样都要亲手做好，亲手打理妥当。仁化的土地，陌生却宽厚，接纳了这个从客家山区来的勤劳女人；而母亲，也用自己不分昼夜的劳作，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出了生活的花。房前屋后，被她打理得生机勃勃，菜园四季常青，鸡鸭成群环绕，鱼塘水波荡漾，田地里作物茁壮。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全国物资普遍紧缺、生活普遍清贫的年代。粮食不够吃，衣物不够穿，零花钱更是稀罕物件，无数家庭都在为一口饱饭发愁，为过冬的衣物发愁，为基本的生计发愁。可在我们家，因为有母亲，因为有她不分昼夜的劳作、毫无保留的付出、精打细算的周全，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来没有挨过饿，从来没有缺过衣，从来没有体会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慌，从来没有在寒冬里穿过不暖和的衣物。

在那个多数人都在清贫里挣扎的年代，母亲用自己的一双手，为我们挡住了所有饥寒，为我们撑起了一个衣食无忧、安稳温暖的家。她把客家妇女刻在骨血里的勤劳、坚韧、隐忍、厚道，完完整整带到了异乡仁化，把他乡当作故土，把劳作当作日常，把我们的温饱，当作自己一生的使命。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被人称赞的光环，只是在平凡的烟火里，活成了我们一生最坚实的依靠，活成了我们一生最温暖的光。

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岁月，是我们这一生最安稳、最肆意、最不必伪装的时光。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可以坦然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个性，不必隐藏，不必伪装，不必小心翼翼，不必看人脸色。欢喜的时候，我们可以肆意大笑，毫无顾忌；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声哭泣，不必逞强；任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小脾气、小执拗，不必压抑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害怕指责，不必担心被嫌弃。

母亲对我们，永远是包容的，永远是温和的，永远是接纳的。她从不会因为我们任性而苛责，从不会因为我们犯错而打骂，从不会因为我们不懂事而厌烦。她会默默包容我们所有的小脾气，会耐心引导我们改正错误，会用温柔化解我们所有的委屈，会用宽厚接纳我们所有的不完美。在她这里，我们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永远有退路，永远有港湾，永远有人无条件爱着我们、护着我们、包容着我们。

这样的包容，这样的温柔，这样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爱，这样永远为我们兜底、永远为我们退让、永远把我们放在第一位的人，在母亲离开之后，这世间，再也没有了。

如今，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我再也没有一个，天不亮就起身劳作，为我煮好热饭、打理好一切的人了；再也没有一个，对自己苛刻节俭，却把最好的东西全都留给我的人了；再也没有一个，用一生劳作护我温饱、用一生温柔护我成长的人了；再也没有一个，无论我如何任性、如何犯错，都永远包容我、接纳我、爱着我的人了。

故乡兴宁叶塘刘桥头的田埂还在，晨雾还会如期升起；仁化的菜园还在，烟火还会照常升起，可那个在田埂上行走、在菜园里浇灌、在灶台前忙碌、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物的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常常会想起母亲的模样，想起她沉默劳作的背影，想起她温和笑着的眼神，想起她粗糙却温暖的手掌，想起她永远干净整洁、带着补丁的旧衣，想起她为这个家、为我们付出的、一生不曾停歇的时光。

我思念母亲，不是因为某一段刻意回忆的过往，不是因为某一个特殊的节日，不是因为旁人的提醒与劝慰。

我思念母亲，是因为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是因为这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她一样，爱我胜过爱自己；像她一样，为我付出一生，不求半分回报；像她一样，用全部生命，为我撑起一片无风无雨的天地；像她一样，包容我所有的不完美，接纳我所有的好与不好。

她把一生的勤劳，都给了这个家；把一生的温柔，都给了我们；把一生的善良，都留在了烟火人间；把一生的苦难，都自己默默咽下，从未言说。

这样的母亲，世间再无；这样的恩情，永生难报；这样的思念，绵绵无期，岁岁年年，挥之不去。

母亲走后，我才真正明白，所谓人间最深的思念，不过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叫我如何如何能不想念我的母亲朱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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