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在湖北鄂州，一个当了15年兵、衬衫都是破的日本军官西山，把一道选择题摆到一个中国女人面前：要么跟他回日本，要么一起去石灰窑，投奔新四军。

这个女人叫袁竹林，武汉人。五年前，她被人以招旅社清洁工的名义骗上船，送进日军用庙宇改成的慰安所，名字被换成了「吗沙姑」。

一头是日本，一头是她从没走过的路。跟日本兵回日本，还是投奔新四军？她的回答，两条都不是。

十八岁那年，一条招工的船把她送进了庙

1940年春天，袁竹林18岁。

丈夫跟着队伍撤去了四川，婆家逼她改嫁，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候，一个叫张秀英的武汉女人出来招工，说外地旅社缺清洁工。张秀英嫁的是日本人，说话有门路，七八个年轻姑娘跟着报了名。

船顺长江往下走，大约一天，到了鄂州。船上的姑娘们大概都以为，到了地方就能扫地、洗被子，挣一口饭钱，熬过这段难日子。

一上岸，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就把她们押进一座庙。庙早被日军改成了慰安所。袁竹林边哭边喊：“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刺刀顶着，她还是被推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她的房门口挂上一块木牌，六七寸长，两寸宽，上面写着「吗沙姑」。房间七八平方米，一张床，一个痰盂。门外排起了长队，那一天，她被10个日本兵蹂躏。她后来回忆，一天下来，连坐都坐不稳。

那块木牌，就是她在这里的全部身份。原来的名字、原来的家，在那道门外都不算数了。

日本兵进门要买票，票价多少她从没见过，钱她一分也没拿到过。老板发白色药片，说吃了“就永远不会有痛苦了”，其实是避孕药，一开始她们偷偷扔掉，后来老板盯着她们咽下去。日军规定士兵要用避孕套，可有人知道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故意不用。

她怀孕了。

她和一个被日本人叫作“留美子”的湖北姑娘商量着逃，刚出去就被抓回来。日本人抓着她的头往墙上撞，从此她落下了头痛的病，一疼就是一辈子。肚子里的孩子，也被逼着做掉了。

说到底，这不是哪几个日本兵一时兽性发作。她被骗进庙的时候，日军这套慰安所制度已经在占领区运转了三年，招人的有中间人，管人的有老板，进门的有票，吃药的有规矩——这是日本政府和军队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她只是被这台机器碾过的一个人。

而机器里，偏偏出了一个叫西山的日本人。

西山给她的，是牢笼里的一条缝

先盯上袁竹林的，是军官藤村。照她的说法，这人大约是鄂州日军的司令官。在那座庙里，被一个军官“看上”，从来不是什么福气，只是换了一种被占有的方式。

藤村先是买票，后来干脆让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处，一个人占着。旁人看来她比姐妹们轻松些，她自己说得清醒：“我同样是没有自由的日军的性奴隶。”

藤村玩腻了，下级军官西山开口，请他把袁竹林让给自己。藤村点了头。她就这样被一个日本军官，“转”给了另一个日本军官。这件事本身，就够说明她在日军眼里是什么：不是一个人，是一件可以让来让去的东西。

但西山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当了15年兵，没什么钱，衬衫都是破的，在那支军队里，算不上什么得意的人物。

他跟袁竹林说过，自己把日军的给养船凿了个洞弄沉了。看见中国人因为贩私盐被日军杀害，他心里难受，就把一包包盐偷偷送给中国人。

袁竹林后来说：“我一直认为西山是个好人。”这是她亲身感受到的西山。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为什么这么做，她没有说，旁人也无从替她补上。

1941年前后，西山准她回武汉看看。这一趟回去，等着她的是更冷的消息：父亲个子矮，年纪又大，打零工总被工头赶走，活活饿死了。改嫁的丈夫刘望海，也不知去了哪里。

家没了，人也找不着。她无处落脚，只能又回到鄂州，回到西山身边。能放她回家看一眼的人，偏偏也是她不得不回去找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说不出的苦。

这就是她在牢笼里能碰到的最大的缝：一个不打她的日本人。可缝终究是缝，笼子还在，她回不了家，也说不了不。

一直熬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西山得走了。在华日本人要被遣返，“回日本”是摆在他面前现成的路。另一条路，指向石灰窑，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石。那时候，新四军第五师已经在鄂南扎下根据地，石灰窑一带驻扎的日军，反倒被困在包围之中。

一个日本军官，要带一个被日军糟蹋了五年的中国女人，去投奔打日本人的队伍。这条路有多反常，就说明这片土地上谁才是主人，已经清清楚楚。两条路都摆在面前，就等她点头。

两条路都不要，她只想去找妈妈

她两条都拒绝了。她说：“我要去找妈妈。”

没跟日本兵回日本，也没去投奔新四军。跟着走，是把自己的后半生再交到别人手里；被骗走、被关押、被转手了五年，她心里装着的就这一件事：回家，找到妈妈。不久，西山走了，从此杳无音讯。

她真的找到了。母亲在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娘儿俩靠她给人洗衣服、打零工过日子。1946年，已经不能生育的袁竹林抱养了一个才出生70天的女婴，起名成妃，后来大家都叫她程菲。

可回家，并没有让伤害停下来。武汉解放后，她回城住进吉祥里2号。母亲在忆苦会上说出了女儿的遭遇，从那以后，有孩子追在她身后骂“日本婊子”。明明是被害的人，却要替加害者背骂名。

1958年，她又被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的米山建设兵团，一待17年，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养女饿得抓泥巴吃。直到1975年，兵团股长王万楼帮她办好手续，她才回到武汉。

这一路，她把那五年的事咽在肚子里，整整咽了50年。1998年8月，她在香港一场纪念“九一八”的研讨会上开了新闻发布会，含着泪把这段经历全部说了出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等于亲手揭开了自己藏了半辈子的伤。

两年后，东京国际妇女法庭开庭，她和万爱花、杨明贞一起，作为中国大陆的原告代表出席。法庭判定，日本政府建立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构成战争罪。

同一时期，山西受害者在东京打的官司，日本法院认定了加害事实，却拿时效当理由，驳回了赔偿。事实认了，账不认。

2006年2月，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托人问病中的袁竹林，愿不愿意收下2万美元抚恤金。这个基金会，是日本国会拒绝通过谢罪议案、拒绝立法拨款赔偿之后，由企业财团凑钱成立的。袁竹林一口回绝。

要知道，几年前她每个月靠政府给的120元生活费过日子，安眠药一把一把地吃，夜里只能睡两个小时。这笔钱对这样一个老人意味着什么，谁都算得出来，她偏不要。她要的从来不是钱，是日本政府堂堂正正的一声道歉。

一个月后，84岁的袁竹林在广东湛江去世。她留下话：“我死后，我的后代也要跟日本人打官司。”

1945年8月抗战结束那会儿，西山问她，是跟他回日本，还是去投奔新四军。她哪条都没选，她选了回家，选了妈妈，也选了一辈子不低头。

2007年7月，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程菲把母亲的护照、身份证，一件一件交了进去。那个当年只说“我要去找妈妈”的女人，就这样被女儿送进了不会再被抹掉的记忆里。

参考资料：

慰安妇的证言.光明网/中华读书报.1999-08-25

她们仍在抗战——三个中国"慰安妇"的痛苦人生（CCTV/南方周末，2007-07-13）.央视国际/南方周末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实（《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苏智良/《抗日战争研究》期刊

苏智良：并未终结的审判——战后起诉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活动剖析.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PDF）.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