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有七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唯独一国分文不退，它是谁？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八国联军侵华后强索的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沉重的记忆。可鲜有人知的是，在这笔延续数十年的巨额赔款中，竟有七个国家先后选择退还，唯独一国自始至终分文不退，它究竟是谁？

大清被八国联军攻破京城后被迫求和，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大清需赔偿列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对列强而言，大清的赔款并非就此拿着了事。

有些国家在往后的几年里，陆续退还了很多庚子赔款，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积极。而这笔退还的庚子赔款，也在日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规定大清需偿还的赔款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大清当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八千八百万两，相当于好几年的财政收入，一时根本掏不出这么多钱。于是列强规定从1901年开始，分三十九年还清，要到1940年才能付清。

若光绪皇帝仍在位，那已经是光绪六十几年了。本息合计共九亿八千万两白银。接下来便是分配问题。沙俄占了最大头，为29%，拿了一亿多两；随后是德国、法国，再是英国、美国。

对美国而言，这笔赔款的总金额是三千二百万两白银，折合当时的美元为二千四百万，也是相当巨大的一笔钱。之后，列强对于大清究竟应如何支付这笔赔款起了争议。大清的银子并非当时国际通用的黄金，而金银的兑换汇率又时常波动，一去一来相差很多。

最终列强达成协议：为方便大清还款，仍用银子偿付；至于金银之间的汇率差额，若银价下跌，则视作清政府对列强的亏欠，需额外补偿；反之，多余的份额会退还清政府。从1902年到1904年，银价果然下跌，美国和其余列强一道责成清政府额外赔偿。

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正与美国商议此事。洽谈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无意间透露出美国索要的庚子赔款过多。经过查证，这确是事实。庚子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军费满打满算一千万美元，而索要的赔款却是二千四百万。

虽然有不少对大清惩戒的性质，但也确实过多了。于是梁诚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不再跟美国谈白银黄金如何付款的问题，而是希望美国退还多余的庚子赔款。他表示：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便答应了梁诚的请求。

海约翰去世后，梁诚继续在美国政界高层奔走相告，并获得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美国当时打赢了美西战争，又调停了日俄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对当时的美国而言，高举道义的大旗，无疑是最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办法，而退还中国多余的庚子赔款，正是美国彰显道义的最好手段。在梁诚的宣传之下，美国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讲述退还庚子赔款的必要性。

最终国会于1908年一锤定音，把处置多余庚子赔款的权力完全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决定，从1909年起，尚未赔付的庚款经过核算，超出当年军费的部分全部退还给清政府。

当然，清政府仍需按照原来的规定赔付庚款，而美国退还的部分则交由美国花旗银行设立助学基金，由美国政府监督使用。这样的结果也是梁诚努力得来的。他本人就是当年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只是后来因整个计划夭折而未能完成学业。

这一次，他终于能够看到留美事业的继续。清政府对此也颇为满意。外务部尚书庆亲王奕劻答复美国政府说：鉴于以往贵国教育与我国之成效，大清此后当按年派遣学生到贵国接受教育。

按照双方约定，从庚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大清将次第派送一百名学生；第五年起直到庚款赔完，每年派送至少五十名学生。1909年，为落实庚款的兴学计划，大清的外务部和学部详细规定了派遣留学生的办法。

比如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并复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所谓肄业，是指在此读书结业并不算完。

学生要经过八年的学习训练，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还须熟悉美国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政治；考试合格后，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拿到美国学位才算毕业。这个肄业馆于1911年改称清华学堂，后又称清华学校。

辛亥革命以后，大清虽已不复存在，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事业仍在继续。因此清末民初，大量知识分子得以赴美留学，而清华学校在后来便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一直为社会培养着栋梁之才。

到了1924年，美国已在一战之后国富民强，成为响当当的世界第一强国，干脆宣布退还全部的庚子赔款。由于当时中国处在战乱时期，没有稳定的中央政权，美国政府委托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

该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资助清华大学，还于1931年成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即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美国做出了表率，其他列强也有跟进。

比如英法两国：1926年法国退还的一部分庚款，用来资助里昂中法大学，培养中国赴法国留学生；而英国退还的庚款则通过传教士李提摩太，后来在山西修建了山西大学堂，即如今山西大学的前身；后来又对天津南开大学捐资购入设备。

可以说，有了美国的榜样和这笔退还的庚子赔款，列强们在清末民初纷纷在中国建立学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中国教育和留学的面貌。清朝末年，中国的确有出洋留学的风潮，但绝大多数都前往日本，学的也都是军政速成班，没有太多系统的知识学习沉淀。

而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则是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地夯实教育基础，并且真正让学生有机会去欧美看世界。这种欧美文化直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也从认知层面上提高了中国留学教育的质量。

有不少留学欧美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各领域的专家，比如胡适、钱学森，他们影响了往后几十年，乃至直到如今的中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教育兴国的一个真实案例。

然而，在美、英、法、俄、德、意等国相继退还或重新配置赔款的大背景下，唯有日本的态度显得格外不同。

作为辛丑条约签约国之一，日本所获赔款份额约占总额的7.7%，却始终未像其他列强那样宣布退还或将其用于中方主导的合作项目，而是将这笔赔款视为对华应得的战争收益，中国照旧按年支付，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才被迫中止。

日本虽然一度打出“对华文化事业”的旗号，声称将部分款项用于教育合作，但款项的控制权与使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实质话语权。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笔赔款还相当一部分融入了日本国内的军事与工业体系，为其军事现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资本支撑，最终反过来化作侵略中国的枪炮。庚

款退与不退，看似只是一桩外交细节，却折射出各国对华政策的深层差异，也成为理解那段屈辱与觉醒交织的近代史时，绕不开的一面镜子。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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