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为什么都难以接纳中国？英国专家：中国有一个“老问题”

经常有人纳闷，为什么西方国家好像都不太喜欢中国？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深层的老问题。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从来不是西方标准的民族国家，它骨子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西方人早就习惯了按单一民族划分地盘，看到中国全靠文化认同凝聚在一起，天然觉得是异类。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延续不断，大一统的基因早就刻印在骨子里。但现实是，这绝不仅限于产业链摩擦，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逻辑在正面碰撞。

回看这起关于文明与国家形态碰撞的争议，探究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可以先从中国超常规的经济轨迹说起。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的增长奇迹，但时至今日，依旧没有成熟的经典经济学理论能够完整解释这一段发展历程。

张军的《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正式面世，这本书也希望能够给普通读者、学界研究者以及经济管理者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都对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抱有浓厚兴趣，不断尝试搭建理论框架，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但绝大多数的相关解释，都存在一个隐藏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只是把中国经济发展当作一个既定事实来观察，却很少真正讨论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想要更加透彻地理解中国如今取得的经济成就，就必须回望历史，看到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已经延续两千多年这个客观背景。

但过往主流经济学研究，并没有直白地把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国家因素完整揭示出来。现代主流经济学诞生于五百年前的欧洲，后续逐渐被视作一套具备普世意义的知识体系。这套理论衍生出来的大量叙事，本质上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

国内很多经济从业者都接受过这套知识体系的训练，很自然就会默认它可以适配全世界所有地区。这也是经济学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源自西方的叙事体系影响力过于强大，会遮蔽不同地域独有的文化与社会环境。

很多国家本土长期形成的制度与文化，和这套理论并不能完全兼容。西方国家之所以固执地排斥甚至不喜欢中国，正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用这套西方传统理论来丈量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度。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老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大一统治理模式对市场的底层支撑作用。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都会抛出一个核心疑问。中国走上市场化道路，才收获了如今的发展成果，那么强大且具备执行能力的大一统政体，和市场经济取得成功，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解除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类管控约束，走向市场化，把原本被体制束缚住的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但市场化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即便放开管制，也不代表经济就一定能够发展起来，世界范围内有大量放开市场之后经济依旧没能崛起的案例。

经济系统本身具备极高的复杂性。主流经济学体系当中反复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保障个体的各类权益，产权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可纸面的法律条文，不等于现实层面就能够落地保障权益。这件事和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家能力深度绑定。

当今世界，部分国家政权动荡、随时存在颠覆的风险，并不少见。不管是知识产权，还是各类物质产权想要得到切实保护，前提就是政府具备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福山曾经提出，国家构建的工作，要放在市场经济建设之前。想要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需要多重条件共同达成。

放到大一统国家的框架下观察，农耕时代这套治理体系可以做到极致。可站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当社会需要向近代工业化转型的时候，大一统国家反而会面临相对更大的转型阻力。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始终处在持续转型的进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大一统的国家形态、配套的治理能力、风险管控能力逐步显现价值。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在人才培育、资本积累等诸多维度，都释放出推动国家前进的巨大优势。这种基于大一统基因的市场整合能力，恰恰是西方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所无法理解的。

正是因为看不懂这种文明级别的资源调度，西方国家才会将中国视为异类。放眼全球，只有美国的市场体量能够和中国相提并论。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拥有巨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是不是就更容易实现经济腾飞。大市场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市场规模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数量。

衡量市场规模，更要看市场内部的整合能力。印度人口规模庞大，但是国内市场整合能力远远比不上中国。国内存在数百种语言，各个邦拥有独立的法律与监管规则。无形之中，这些壁垒就相当于在国内设置了极高的贸易壁垒，各类生产要素在印度境内流动阻力巨大，很难实现自由流通。

回溯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车同轨等举措，大幅降低了国内市场的流通成本。大一统的国家能力，让要素流动、资源在超大市场内部完成优化配置成为现实。依托这套能力，中国可以把大量战略性产业布局到经济效率最优的区域。

拿发电能力举例，如今中国整体电力负荷规模，已经超过欧盟、美国、日本三者相加的总和。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学当中十分基础的命题，而中国很早就把能源视作战略性行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布局。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用电需求旺盛，但是并不适合大规模建设发电设施。

西部地区坐拥丰富的水电、风电、太阳能资源，发电成本更低。南水北调、西电东输、东数西算，古代的大运河，这些工程全部都要依托统一的国家意志与强大执行能力，才能够落地实施。

书中也提到欧盟的案例。欧盟在人工智能赛道发展相对滞后，一部分原因就来自电力能源供给能力的约束。欧盟想要重整电力市场，需要争取二十七个成员国全部同意，相关提案始终无法通过，相关规划很难推进落地。

当时很多人认为欧洲那种分散的体制模式很先进，但现实是他们在跨区域整合面前举步维艰。西方越是搞不懂中国这种基于文明认同的抗风险底气，这种不喜欢的情绪就会越发强烈。讨论经济发展，绕不开国家治理能力。

新闻报道当中经常提及，近些年中国经济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强大的韧性，换一种说法就是出众的抗风险能力。放在大一统国家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之下，韧性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大一统国家坐拥超大市场，经济体系内部会出现一些过去被经济学家批评的现象。

部分领域出现资源浪费、供给过剩、产能过剩。站在短期视角，这些问题看上去效率低下，属于资源浪费。可是把观察的时间维度拉长就会发现，很多看似负面的短期现象，在后续发展过程当中会转化成优势。

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部分布局在短周期里效率不占优势，拉长时间线，每一部分投入都可以发挥对应的价值，就如同企业战略规划当中预留出的提前量。社会上经常有声音质疑，中国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

大一统国家的特质，恰恰就在于可以容忍超前建设，容忍冗余产能，也可以包容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错误。这也就意味着，大一统国家拥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反观体量狭小的小型经济体，或是市场被分割的国家，整个经济容错空间很小，很难承受试错带来的代价。

这种独特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上，更体现在面对外部挑战时的底层反击。在这个老问题的驱动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让西方难以用传统逻辑去衡量的新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外国企业与海外技术，被用来改造计划经济时代搭建起来的工业体系。

那套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可是技术水平落后，迭代进步的速度缓慢。当时摆在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放开国内市场，撤除关税保护，任由海外产品与企业直接涌入。

但那个阶段本土产业完全不具备竞争实力，国内工业体系会直接崩溃，俄罗斯、东欧部分国家就经历过这样的局面，原本本土的产业几乎全部消亡。所以当时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适度保护国内市场。

海外产品不能够无限制直接进入国内市场，外资想要入局，就必须和本土企业组建合资公司，走市场换技术的路线。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中国市场销售，汽车行业就是这套模式的典型代表。倘若没有这套模式，中国很难建立起如今自主的汽车产业。

依靠合资模式，计划经济时代辛苦积累下来、门类齐全的本土产业得以存续，慢慢培育出自主技术开发的能力。如今中国能够站到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和这一段发展经历有着直接关联，完整的工业门类也被完整保留下来。

三四十年过去，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线。中国走出了一条反向创新的路径。如果沿用西方传统理论框架审视中国科技创新，很容易得出悲观的判断，这套理论更加看重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当中，不少曾经被主流经济学家当作反面案例的现实条件，如今反而发挥出巨大价值。超前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通讯网络、电力供给、交通路网遍布全国。正是有这些超前布局，哪怕身处国内偏远角落，直播电商也可以正常运转。

超大规模市场潜藏的优势被彻底释放，海量的数据、丰富多元的现实应用场景、工程层面源源不断的反馈，全部成为创新的养料。技术原本的架构，不只是得到优化，甚至会被彻底颠覆。

电商本身并不是由中国发明，抖音直播电商、拼多多这类新业态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中国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突破，而是把一做到了 n。国内快递物流从业者的运转效率，远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完成一到 n 的规模化落地之后，技术不只是简单迭代，还会反向倒逼底层技术架构发生改变。大量行业都遵循这样一套发展逻辑。书中将其定义为反向技术创新。创新的起点来自用户端、应用端，属于应用驱动型创新，和西方思想驱动的创新模式形成明显区分。

这套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大一统国家的制度背景，离不开超大规模市场，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正是因为制度允许基础设施超前建设，接纳一定程度的冗余，才给反向创新提供生存土壤。小型国家市场体量有限，需求规模、数据积累都达不到阈值，这套创新模式根本无法运转。

反向创新不等于永远无法诞生原创成果。从一到 n 完成规模化之后，还可以走向 n 到 n+1，最终同样有机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华为在芯片领域的探索就可以作为例子，在缺少高端光刻机的现实约束之下，通过全新的堆叠思路寻找解决路径。

书中还引用福山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国家的文明，比欧洲早大约十八个世纪。可是纵观古代历史，王朝始终逃不开崛起、鼎盛、衰落、崩溃，之后新王朝建立的周期律。

如今把国家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人们需要构建怎样的国家能力，才能够守住长期繁荣，跳出历史周期律。回望中国历史可以得到一个核心启示。无论未来遭遇怎样的内部外部冲击与挑战，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的应对能力，也就是社会的可塑性与韧性。本土文化从来不是发展的包袱。

曾经拜访哈佛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一位研究东亚经济多年的犹太裔经济学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东亚地区经济成功，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经济政策不会僵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出台适配时代转变的政策，回应市场主体全新的诉求。

这个观点十分中肯。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大一统的国家传统延续两千多年，历经无数时代动荡。历史上即便出现短暂分裂，也能够快速重新整合，这绝对不是偶然。

经济学两大核心使命，一是总结已经发生的客观规律，二是对未来做出预判，为政府管理者、企业家提供工具层面的参考。也期待后续能够看到更多沿着大一统国家发展经济学方向产出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参考。

理清了这些大一统与国家能力的脉络，那些针对中国的质疑，其背后的深层心态便不言而喻了。

归根结底，西方国家为什么都不喜欢中国？答案已经非常清晰。这不仅是单纯的现实利益博弈，更是一场深刻的文明模式交锋。中国这个在他们眼中格格不入的老问题，实际上是历经几千年积淀的大一统文明智慧结晶。

西方习惯了那种依靠武力扩张、以单一民族构建认同的固有框架，自然对一个依靠文化包容和体制韧性实现长足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感到深深的排斥。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只能靠权宜之计，但现实是如今本土产业链早已实现系统级底层突破，西方试图用旧尺子来衡量并遏制一个文明型国家，注定是徒劳的。

文明本就没有高低之分，如果某些国家依旧抱着陈旧的优越感，最终被历史周期律淘汰的只会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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