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怪国家催生，原以为是人口老龄化，其实孩子才是家庭花销的大头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亿489万人，较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已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较2024年的954万人减少162万人，首次跌破800万大关，也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这组数字让不少人重新审视鼓励生育政策背后的深层动因——过去多数人将其解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但当真正把一个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账本摊开来算，才会发现孩子本身就是撬动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资源运转的巨大引擎。

近日，一档聚焦投资与生活方式的播客节目围绕生育成本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主持人以一份最新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为切入点，结合真实案例与全国通用的生育险政策，为听众梳理出了一份颇具参考价值的生育成本图谱。

节目开场便强调，生育这件事千差万别，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职场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的人生状态和人生目标都密切相关。因此本期节目的初衷并非替听众"答题"，而是尽可能地"算数"，为大家提供一些客观参考。

那份生育成本报告的思路颇具启发意义。以往人们讨论生育成本时，往往流于空泛，难以具体量化。

而该报告将成本拆分为"生"与"育"两大部分，并按照收入水平、城市差异、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测算。从"生"的部分来看，报告将其分为三个环节：产检、分娩以及产后休息（俗称坐月子）。

节目嘉宾分享了自身的真实账本：孕早期和孕中期在北京进行产检，孕晚期则转至海口，北京的普通挂号费为50元，海口专家挂号费仅19元，整个产检期间花费约为一万元，另有四千余元用于产后修复，产检总花费约为一万四千八百多元。

至于分娩当天，在医院的花销为四千七百元。由于生育险报销了三千二百多元，实际分娩花费仅一千多元。

产后开销中，坐月子的费用是最大的一笔。该嘉宾选择了海南的一家月子中心，最普通的套餐花费三万五千元。

相较之下，北京几家知名月子中心的费用则相当惊人——最便宜的约为十万九千八百元，大部分从十六万起步，甚至有高达二十多万的选项。产后照护通常有三种选择：入住月子中心、聘请月嫂（费用一万多至两万多元），或由家人乃至自己照顾。

这部分开销的方差极大，丰俭由人。在生产的开销之外，生育险的第一重福利便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

一般而言，只要公司为员工缴纳了医保，无论男女都会自动拥有生育险。各地报销方式存在差异，报销额度大致区间在一千至六千元之间。

基本上所有地区都能报销大部分分娩费用，但产检报销的差异非常显著——有的城市完全不报销，有的城市一次性发放四千二百元，还有的城市设定上限、按实报销。根据报告的全国平均水平，孕期阶段预估费用为一万元，分娩加坐月子的费用合计为一万五千元。

此外，报告显示0到2岁阶段平均每年花销约两万五千元，三年合计约七万元，若以0至17岁总养育成本为分母，占比约为百分之十三。相比之下，生产环节的开销在整个养育过程中显得较为有限。

生育险的第二重福利是生育津贴，即生育期间的工资。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产假为98天，各地在此基础上有所延长，一般为30至60天不等；若遇难产，还会额外增加天数。

生育津贴的计算方式是：以公司总的缴费基数除以人数得到平均数，再除以30得出每日工资，然后乘以产假天数，即为最终应领取的生育津贴总额。若按公司平均工资算下来的生育津贴低于员工应领的正常工资，公司须补齐差价。

此外，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补助均免征个人所得税。

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按年发放至年满3周岁，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且免征个人所得税，也不计入低保收入认定。

这一制度是首个全国性、普惠式的现金补贴安排，据测算全国每年约有2000多万名婴幼儿可以领取，为家庭在养育关键阶段提供托底支持。除了金钱层面的直接开销，孩子出生后的"开荒费用"也不容忽视。

前述嘉宾在母婴用品和孩子出生后各类花销上共支出了两万余元。婴儿床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最初出于对孩子安全的担忧而购买，事后回看却发现并非必需。

新手妈妈买些"废物"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或许是一笔本可省下、但未必真能省下的费用。生育对双职工家庭的运转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流浪带娃的实施过程中，嘉宾深切体会到长辈支持的重要性——目前她母亲主要在她的老家照顾孩子，婆婆在工作不繁忙时则轮换到浙江接手带娃。若无长辈支持，双职工家庭的运转将极为困难，不仅是开销问题，工作也可能无法正常开展。

生育对居住空间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报告在测算成本时也考虑到了住房因素，并指出二胎的成本并非简单地在一胎基础上乘以二，而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因为二孩可以共享空间。根据该报告，将孩子从0岁抚养至17岁的全国平均成本约为53.8万元。

城市与农村需分别乘以不同系数——城市约为1.2至2倍，农村约为0.6倍。报告还对不同省份进行了细分排名，全国平均水平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相当靠前，位列前十，明显高于中位数，这一现象反映出一线城市对整体数据的拉高作用。

一线城市以少数几个城市之力，将全国支出水平和工资水平大幅拉高，其代价是个体在城市中孤独打拼、缺乏父母就近支持。这不仅是收入焦虑，更涉及城市迁移、住房更换等多重层面。

从各阶段成本来看，报告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划分：3至5岁的幼儿园和学前阶段，三年合计约十万元，年均约三万六千元；6至18岁的小学至高中阶段，九年合计约二十四万元；大学阶段（含学费、住宿费与生活费）约十四万元。这些数据均为全国平均水平。

若为一线城市居民或全国收入排名前20%的高收入组，则可乘以相应系数——高收入组抚养一个孩子到高中毕业约需131万元。

这份报告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数字的绝对精准，而在于它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样，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参考标尺，将"生育焦虑"从虚妄的想象转化为具体的成本项目。同时，报告花费了大量篇幅讨论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特别是对女性而言。

时间成本被细分为工作时间的减少与闲暇时间的减少。一孩家庭母亲在孩子0至6岁阶段，每天平均减少工作时间1.5小时；7至12岁减少0.3小时；13至18岁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0至18岁合计，母亲减少的工作时间总计五千余小时。闲暇时间的减少更为显著，合计约八千五百多小时，最忙的0至6岁阶段，每日闲暇时间减少将近1.8小时，睡眠时间也随之压缩。

关于两性成本分摊不均的问题，报告中频繁使用了"母职惩罚"一词，涵盖就业歧视等诸多不便明说却真实存在的现象。托育问题同样是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现实挑战。

国内目前的托儿班尚不够规范。前述嘉宾计划在孩子一岁半后回到浙江，为孩子寻找托班，让双方长辈得以从带娃中解脱。

她所在的浙江某四线城市镇上的托班费用每月约四千元，虽不便宜，但从综合考量出发，这是较为合适的选择——不能一直捆绑长辈，让他们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工作对本人具有重要意义，辞职并非选项。

节目也提及了一条颇具启发的观察——幸福感的生命周期呈现典型的U型曲线：年轻时和老年时的幸福感较高，中年时因承担最多的家庭财务责任而处于谷底，谷底通常出现在35至48岁之间。此后幸福感会触底反弹，即便身体机能下降，幸福指数仍会稳步抬升。

关于当下普遍存在的"35岁焦虑"，节目引用了某位学者的观点：这种焦虑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下滑，而是因为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与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太快，35岁之后经济增速放缓，个体从"高铁轨道"切换到"地铁轨道"，产生落差感。

从宏观角度看，认清现实有助于缓解焦虑。无论最终作出何种选择，生育都是人生阶段的一次重要转变。

从大学毕业到步入职场，从组建家庭到迎接子女，再到未来步入退休，每一次转变都会带来生活状态、价值观坐标系、现金流与财务规划乃至自我定义标准的变化。这也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即便不选择生育，人也会经历衰老，进入新的地图，接受新的规则。

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命题。回到最初的疑问，鼓励生育背后的账本远比"缓解老龄化"这一层解释复杂。

养大一个孩子，就像一座工厂造出一台精密设备，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各种生产资料，而这些投入本身就在驱动整个社会资源的运转。

从奶粉、纸尿裤到辅食，从幼儿园托费到特长班、外教课，再到中学阶段的补习与冲刺，每一笔支出都不是孤立的数字，而是牵动着无数产业链的齿轮。当社会一旦出现"不愿生"的倾向，波及的绝不仅是人口结构本身，而是那台已经运转多年的资源循环机器。

也正因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推出的育儿补贴、生育险扩面、托育服务扩容等配套措施，都是在试图从经济、时间、机会成本三个维度共同发力。

至于个体层面，能生的就顺势而为、能领的补贴就积极申领，暂时无力承担的也无需焦虑——毕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坐标系，每一个家庭也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