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食一次免一个三公：八十八年里，六十二位宰相因天灾下台

各位看官，在阅读文章前，麻烦您点一下关注内容，方便您以后的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文|古今追踪者

编辑|古今追踪者

日食一次免一个三公：八十八年里，六十二位宰相因天灾下台

┋┋┋┋┋┋┋┋┋┋┋┋┋┋┋┋┋┋┋┋┋┋┋┋┋┋┋┋┋┋┋┋

┊┊┊┊┊┊┊┊┊┊┊┊┊┊┊┊┊┊┊┊┊┊┊┊┊┊┊┊┊┊┊┊┊┊┊┊┊┊┊┊┊┊┊┊┊┊┊┊┊┊┊┊┊┊

① 前言

汉代有一条规矩，看着荒唐，却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近三百年：天上出事，地上免人。日食、地震、星变、大雨雹——皇帝下罪己诏认错，同时把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一并免掉。

我们习惯把这类事归进“迷信”那一格。可要是把它当成制度看，会发现另一层意思：它是中国最早的高官问责。

┊┊┊┊┊┊┊┊┊┊┊┊┊┊┊┊┊┊┊┊┊┊┊┊┊┊┊┊┊┊┊┊┊┊┊┊┊┊┊┊┊┊┊┊┊┊┊┊┊┊┊┊┊┊

② 最早的时候，皇帝自己扛

这套话语的底子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是天在谴责，异是天在示威。皇帝是天子，天不高兴，首先该认错的当然是皇帝。

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文帝下诏自责——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批罪己诏之一。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各类灾异记了二百一十六次，平均一年一次；因灾异而下的罪己诏共二十八次，文帝两次、宣帝四次、元帝十次、成帝九次、哀帝两次、王莽一次。

西汉的处理方式，是让丞相当众“接旨”。卫宏《汉旧仪》记了这一幕：遇上天地大变，皇帝派侍中持节、乘白马，赐上尊酒十斛、养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走到半路，丞相就得称病不出；使者回朝还没来得及汇报，尚书便已奏报“丞相不起病”。赐酒赐牛，其实是赐死。成帝绥和二年，翟方进就是因“荧惑守心”自杀的。更早还有于定国，因“春霜夏寒、日青亡光”自劾去职。

东汉初年，这事还归皇帝自己。明帝永平十三年发生日食，三公一起免冠自劾，明帝说：“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帽子别摘，错在我。

我常拿这句话跟后面几十年发生的事对照着看，反差太大了。

┊┊┊┊┊┊┊┊┊┊┊┊┊┊┊┊┊┊┊┊┊┊┊┊┊┊┊┊┊┊┊┊┊┊┊┊┊┊┊┊┊┊┊┊┊┊┊┊┊┊┊┊┊┊

③ 永初元年，规矩变了

安帝永初元年秋，淫雨不止，水灾严重，饿殍盈野，盗贼蜂起。安帝没有认错，他先罢了太尉徐防，第二天又罢了司空尹勤。

《后汉书》记下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从此问责的对象换了人。东汉本来的规矩是“日食、星流及大雨雹等灾变者，惟免太尉”；自徐防之后，扩大到天地灾变一概三公皆免。顺、桓、灵、献四帝一路沿用，愈演愈烈。

数字在这里最能说明问题。从安帝永初五年到献帝兴平元年，八十八年间，因灾异策免三公共六十二人次，平均每十年七人次——安帝四次，顺帝十二次，桓帝十三次，灵帝二十四次，献帝九次。因日食被策免的十六人次里，十五人次是太尉，另有一人下狱而死。

地震也被收了进来。顺帝阳嘉元年张衡造出地动仪，第二年、第三年连续有高官“以地震免”，官位都是三公。因地震而查处高官，这是头一回；汉代一共办了十六次。

而整个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各类灾异三百九十二次，平均半年一次，比西汉翻了一倍还多。灾越密，官越好免。

还有一层不能不说：东汉的三公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实权。尚书台起草诏令、总揽政务，太尉、司徒、司空位望极尊，事务极轻。拿一个没有实权的人去顶天灾的账，代价最小，效果最显眼——皇帝既做了姿态，又不必动真正在掌权的那批人。这条制度能撑八十八年，靠的恰恰是被它免掉的人无足轻重。

灵帝一朝策免二十四次，居各朝之首，那也正是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最深的时候。免得越勤，越说明它已经跟灾异本身没什么关系了。

┊┊┊┊┊┊┊┊┊┊┊┊┊┊┊┊┊┊┊┊┊┊┊┊┊┊┊┊┊┊┊┊┊┊┊┊┊┊┊┊┊┊┊┊┊┊┊┊┊┊┊┊┊┊

④ 问责，还是甩锅

要我说，这事得两面看。

先看一组对比：西汉二百三十年，灾异二百一十六次，罪己诏二十八次；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灾异三百九十二次，罪己诏三十次。灾多了一倍，皇帝认错的次数几乎没动。多出来的那份责任去哪了，答案已经写在前面那六十二人次里。

一面是它真起了作用。它把"最高层必须为结果负责"这句话，变成了一套可操作的程序：皇帝公开下罪己诏，政府首脑换人，地方举贤良、开言路、理冤狱，还常常附带着大赦、减膳、避正殿、罢土木这一串配套动作。灾变在汉代不只是坏消息，它还是一次可以启动的政治程序。中国皇帝因地震下罪己诏共二十一次，十六次在汉朝，最晚的一次已经到了唐德宗贞元四年。唐宋以后宰相因灾异上表待罪、请求罢免，走的还是这条路子。

另一面，推卸的痕迹从一开始就写在诏书里。和帝的诏说“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天变了，是你们没拿出办法。三公后来位高权轻，本就是摆设，正好拿去讨好已经变脸的天。

最坏的一步来得很快：它变成了通用的整人工具。桓帝建和元年六月，杜乔升任太尉，他此前屡次顶撞大将军梁冀，当年九月，梁冀就以京师地动为由把他免了。到汉末，董卓也照抄这一招，罢掉司空，自己坐上去。

尚书仆射陈忠当年就看穿了。延光元年，司空陈褒因灾异被免，之后又出了几桩小灾小变，有司还想照例追责三公，陈忠上疏反对——他的理由很实在：灾异年年有，三公年年换，换到最后，没人再把它当回事了。

〔 结语 〕

横向看一眼，罗马人也有过近似的办法：占卜不吉，公民大会延期，执政官去职。那同样是用宗教形式处理政治责任。区别在于，罗马的抓手是“这次程序不算数”，汉朝的抓手是“这个人得下台”。一个是作废一件事，一个是作废一个人。

《后汉书》里那两句，我建议对着读。明帝说：“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安帝之后，史官写：“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一句是皇帝把错担在自己身上，一句是史官记下责任开始往下移。中间隔了不到五十年。

再往后，灾异这套话语慢慢退了潮。宋以后接手的是行政处分：河道决口、堤防失事，照样革职拿问，只是不再提天。问责留了下来，理由换了一批又一批。

┊┊┊┊┊┊┊┊┊┊┊┊┊┊┊┊┊┊┊┊┊┊┊┊

古今追踪者 · 天上出事，地上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