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基本谈成”，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但本轮中东冲突的关键推手之一以色列，却已被“彻底边缘化”。那么，为什么原本情比金坚的美以同盟，会在伊朗问题上分崩离析呢？美国为什么不带以色列玩？

协议的实质是什么？

此次美伊谈判以巴基斯坦为主要斡旋平台，谈判地点从伊斯兰堡到阿曼，双方虽然始终以间接方式接触，但在中、沙特、卡塔尔等国的合力推动下，沟通节奏明显加快。一份据称由多方促成的协议草案列出了九项条款，涵盖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火、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美国逐步解除制裁、七天内启动后续谈判等内容。

伊朗方面将谈判定义为“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细节，“所有核心焦点都集中在结束这场强加之战上”。美方则保留了另一套话语体系。国务卿鲁比奥承认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坚持要求伊朗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更明确表示“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

双方在关键底线上并未真正妥协，所以这份协议的真正功能是，冻结军事冲突、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需要的是在外交上宣示“结束了又一场无休止战争”的政绩，在中期选举前稳住油价和选民情绪；伊朗新领导人穆杰塔巴需要在政权更迭的关键期争取喘息窗口，以内外两手巩固权威。双方在“暂停战争”上利益高度契合，但在“如何定义和平”上立场完全不同。

以色列的“双重挤压”

以色列首先最大的困境在于，被美国战略抛弃。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打击伊朗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身处白宫战情室，主导着军事行动的讨论，预测美以联合打击“很可能导致伊朗政权更迭”。三个月后，这位曾经的特朗普“特殊沟通者”已经被彻底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有以色列国防官员披露，由于无法从最亲密盟友那里获取信息，以色列被迫通过地区领导人的间接关系和自身在伊朗内部的情报网络来拼凑谈判进展。

内塔尼亚胡在战争初期设定了三个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伊朗核计划、消灭其导弹计划。这三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伊朗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通过革命卫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示了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的能力，迫使特朗普在油价飙升压力下转向停火。

美方近期提出的方案要求伊朗将铀浓缩活动冻结20年，后续方案中这一期限还有缩短迹象。对以色列而言，任何不要求伊朗彻底弃核的协议都是在为德黑兰保留重新武装的余地。更大的忧虑在于，如果美方同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将获得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重新武装和补充代理武装力量的武器库。据以色列媒体披露，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对协议条款表示强烈反对，以色列方面甚至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重启战争”的准备。

另外，内塔尼亚胡需要一场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的胜利，来证明自己数十年反伊朗路线的正确性，也为艰难的连任选举提供背书。特朗普需要的则是一场快速终战的外交政绩，在中期选举前完成“结束另一场无休止战争”的叙事，同时借助和平协议的达成稳定油价、安抚通胀焦虑中的选民。当两个目标在同一个谈判桌上碰撞时，华盛顿选择牺牲耶路撒冷的诉求来保全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矛盾在历次美以关系中都存在，只不过这一次，以方连知情权都被剥夺了。

以色列遭遇的第二重挤压，来自于欧盟。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对以色列的耐心在持续透支。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拦截在公海，并将来自44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绑住双手、强制跪地，本-格维尔本人公开上传了羞辱视频。爱尔兰总理马丁直接定性为“震惊世界的恶劣行径”，并书面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要求考虑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定。甚至连一贯持亲以立场的意大利也态度急转，总理梅洛尼公开要求以色列道歉，并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正式澄清；意大利外长则要求欧盟直接制裁本-格维尔本人。

但欧盟内部的阻力同样不可忽视，德国多次重申，反对一切暂停与以色列贸易协定的动议，认为应通过“批判性对话”来处理分歧。意大利虽然在外交措辞上趋于强硬，但在关键表决中的站位仍然暧昧。更棘手的是，欧盟制裁决定需要27国一致同意，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只要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动用否决权，制裁框架便无法落地。

中国的“定向介入”：有边界、有重心

中国在这一轮中东外交中的操作，与美俄的“全面押注”形成了明显差异。中国不站队、不结盟、不派兵，但不等于不行动。

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密集开展斡旋工作。王毅先后同伊朗、以色列、俄罗斯、海湾国家等各方沟通数十次，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赴中东多国穿梭访问。今年5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华，被视为伊方在巴基斯坦斡旋之外寻求更高层级第三方介入的关键动作。中方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几个立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支持伊朗维护主权和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事关全球利益，当事方应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呼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协议的最终促成机制，由中国、沙特牵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参与。这是中国在中东事务中首次以“牵头方”身份出现在和平协议的斡旋框架中。这一角色的跃升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和战略依托，具备其他斡旋方难以替代的沟通渠道；二是中国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同时保持良好关系，使德黑兰不必担心在与中国接触时损害自身在海湾方向的安全利益。

但中方的介入有明确边界，之所以主张尽快停止军事冲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与世界经济稳定。这份定性与中方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一脉相承：中国愿意劝和促谈，愿意保障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但不会为任何一方的安全背书，更不会签署具有约束性的军事安全条约。

中国扮演的实质角色更接近“减震器”，在美伊互信严重缺失、双方几乎无法直接对话的情况下，分别与双方保持沟通渠道，降低战略误判风险，推动立场对接。这种“定向介入”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一份涉及多国利益的和平方案确实在中国参与下落地。但它本身也是脆弱的，协议的核心分歧（核问题、海峡通行权）并未真正解决，一旦僵局重燃，中方的斡旋空间将随大国博弈的回弹而同步收窄。

以色列的孤立与中东力量的重组

军事上，以色列试图将特朗普拖入一场彻底摧毁伊朗的战争，但最终被华盛顿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抽身而退。外交上，以色列与欧盟的关系正在从“建设性分歧”滑向“结构性对抗”，而欧盟内部虽有分裂，但反以情绪的累积正在从政府间博弈向社会层面渗透，100万公民联署只是冰山一角。在国际格局上，中国领衔的“和平促谈”模式正在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新变量，而这一模式中几乎没有以色列的位置。

加沙战争中长达两年的军事行动带来大量平民伤亡；人道救援船队在公海遭拦截引发44国愤怒；暂停死刑法案等国内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孤立，每一步都在消耗以色列的国际合法性存量。当美国这个“铁杆盟友”选择从战争转向谈判时，以色列发现自己面前已经没有多少外交选项可供调配：重启战争意味着在国际孤立中承担全部政治和军事成本；接受协议意味着接受一个没有彻底解决核问题的“阶段性收场”。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本轮冲突可能加速中东地区力量重组的两个趋势：一是海湾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它们亲眼目睹了过度依赖域外大国的代价，也看到了中国领衔的“区域国家主导和平进程”模式的可行性；二是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代积累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的正常化成果，可能因加沙战争和此次美伊谈判中的边缘化遭遇而出现倒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