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大家拥护毛主席,为什么进了城反而有人对他心生不满?不少人以为,毛主席对功臣“不讲情面”是进城以后才开始的。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就定了调子。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不成,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员刘茜。
黄克功走过长征,身上有伤,有人提议让他上前线戴罪立功。毛主席在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正因为他是老党员、老红军,才不能不这样处理。
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规矩那时候就这么严,为什么没人有意见?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可争的。

红军、八路军实行的是供给制,从司令员到炊事员,吃的穿的差不多。所谓当官,意思就是冲在前头、先挨子弹。
大家跟着毛主席,是因为他能带着打胜仗、能给穷人分到地,每个人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再看看对手是什么样子。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的大员们飞到收复区,“接收”很快变成了“劫收”,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全都要,老百姓讽刺这是“五子登科”。不到四年,国民党政权就在大陆垮了台,民心也是那几年输光的。
共产党人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打下江山的人,最怕的就是自己进了城也变成这副样子。所以毛主席很早就开始敲警钟。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毛主席把它列为整风文件,同年11月还给郭沫若写信,提醒大家警惕“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大顺军在农历三月十九攻进北京,李自成到农历四月二十九才登基,第二天就撤出了北京,在北京前后一共四十来天。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毛主席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会上还定了六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六条,头一个约束的就是他自己。3月23日,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

毛主席把这一趟比作“进京赶考”,周恩来说要考及格、不能退回来,毛主席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决不当李自成。3月25日,他们到了北平。
赶考的第一道题很快就来了。开国大典过后没几天,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想到北京找份差事。
1949年10月,毛主席回信劝他留在湖南听候分配,不要来北京,还专门嘱咐湖南方面,不能因为是他的亲戚就特殊照顾。自家亲戚都不能开这个后门,那些盘算着“论功封官”的人,自然也讨不到便宜。
可盘算这些的人确实不少。进城刚一年,1950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矛头对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
有人嫌职务低,有人要好房子、要配车,有人不愿意离开城市去边远地区。“我流过血,就该多拿一份”,这种念头已经冒出来了。
最典型的是刘青山、张子善。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两人都坐过国民党的牢,受过酷刑也没有低头。

进城之后,他们盗用国家救灾粮款、机场建设款等,总共171亿多元(旧币,1万元合后来新币1元)。据党史资料记载,刘青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1951年11月,河北省党代会揭发了他们的问题。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托薄一波向毛主席求情。
毛主席的态度没有松动: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必须处决,这样才能挽救成千上万犯了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两人在保定被公审后执行枪决。

从1937年的延安到1952年的保定,毛主席用的始终是同一把尺子。到了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全面改行工资制,干部的级别、待遇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差别,比级别、比待遇的风气也跟着出现了。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济南对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讲话,批评有些人“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这段话常常被说成是八大上讲的,其实出自这次济南讲话。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清楚了。毛主席没有变,变的是一部分人的心思。
战争年代拥护他,是因为跟着他能活下来、能打胜仗;建国后对他不满,是因为他挡住了“论功行赏”的路。把革命当成投资,把官位当成回报,这就是“谋官”。
在这些人看来,毛主席当然是“不近人情”的。这道题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从西柏坡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7年。答卷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考题一直没变:手里的权力到底是用来为老百姓办事,还是拿来给自己换回报。
刘青山、张子善交了白卷,王忠林的问题还在审查调查中,最后结论要以官方通报为准。而今天的每一个干部,都还在答这道题。
更新时间:2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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