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乒主教练，给阿尔兹海默病开出特别的处方

2026年10月25日，上海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认知康复的学员在上海交通大学霍英东体育中心参加2026世界乒乓球健康嘉年华。这项聚焦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国际赛事汇聚了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参与者 图/受访者提供

乒乓球声中的门诊

在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豫园社卫”），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会准时传出乒乓球的脆响。打球的是一群患阿尔兹海默病的六七十岁的老人。有些人握拍的手会微微发抖，有些人练习几分钟后就需要坐下休息。一位坐轮椅的老人由家属推着来。他只在旁边看，也笑得很开心。

不远处的另一间教室里，几位老人正在社工的带领下做“体脑协同”游戏。一个动作被拆解成一步、两步，如果两步能连贯完成，就算一次小小的胜利。隔壁的活动区摆着几畦小小的菜地，老人们自己种菜、种花。

这些场景发生在一家基层社区医院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停留在“老糊涂了”“没治了”的阶段——病人大多是被迷路、走失、大小便失禁这样的症状“押送”进医院的。

“以前来看门诊的，大多数都是症状很明显、偏中晚期的患者。现在，有一半仅仅是因为担心或者出现了极早期的蛛丝马迹就来就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刚教授说。他从2000年读研起就专攻神经变性病，2006年开始出门诊，亲历了这20年间就诊人群的前移，接连牵头编撰了2024年和2025年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

王刚（中）在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指导 图/受访者提供

被问及当年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他记得很清楚：“一是感兴趣，它是脑科学。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与老龄化有关的疾病高发，阿尔茨海默病有代表性。”

2000年年初，在65岁以上的老人里，痴呆的患病率大约在4%到5%，“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二十多年过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问题被急剧放大。“目前所有变性性的痴呆将近1700万人。还有一些没有进入痴呆但已出现认知下降的，叫轻度认知障碍，这部分人群更大，有2000到3000万。”王刚说。

数字之外，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医学界对疾病的理解上。

在王刚读研究生的年代，阿尔茨海默病在医学上的处境近乎绝望。“那时候认为这个病是不可治愈的，没有措施，不可逆地进行性加重，也无药可施。”确诊同样困难。“以前要确诊，要做病理解剖，病人身后才能确诊。后来有了一点手段，也只能做临床诊断，抽血主要是排除性的诊断。”

转折发生在最近几年。国际医学界的主流理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根源是脑内异常蛋白——Aβ（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2021年后，针对这一机制的药物陆续取得突破，为近20年的新药研发失败史画上了句号。

王刚见过一个直观的例子：有些病人用药之前不会用手机，相关功能已经丧失了，用完药以后，又可以重新操作手机了。“清除掉沉积的蛋白之后，部分病人的认知会有恢复。虽然不能完全清除，也不能阻止新的沉积，但病程进展可以得到延缓。”

诊断手段也在革新。今天，通过抽血检测Aβ等病理蛋白指标，就可以做出生前诊断。但新药有新药的门槛。在豫园社卫，仑卡奈单抗两周输注一次，一个疗程18个月；多奈单抗一个月一次，12个月。两种药加起来，一个疗程大约30万元，全部自费。豫园社卫的医务科科长、认知障碍团队负责人‌李扬介绍：“口服药，国产的一百多、进口的三五百块一个月；打针的检查费——脑电图、核磁、抽血查生物标志物，几百上千都有，PET核磁要七八千。”

“很多病人一看（这个价格）就放弃了。”李扬坦言。他与团队目前累计使用单抗治疗的病人有70个，“占上海的十分之一左右”，这已经是全国基层医疗机构里的第一家，全国其他地方能够并敢于申请使用这个药的基层机构几乎没有。

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免费的量表、对生活方式的整体改造，才是真正够得着的战场。这个战场的名字叫非药物干预。

2026年4月14日，老人们在上海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记忆课程。该堂课程的内容为识花，医生播放跟花相关的歌曲、课后派发嫩苗鼓励老人自行栽培，多感官地进行记忆刺激 图/受访者提供

14个可以改变的因素

非药物干预真正被医学界严肃对待是近些年的事。“真正让我们重视起来，是因为做出来研究，我们发现单纯的药物治疗不尽如人意，所以希望有一些辅助治疗、添加治疗的方法。”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连续多年发布关于痴呆症预防、干预和护理的报告。最新一期的报告给出了14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听力下降、受教育程度低、高血压、饮酒、创伤性脑损伤、抑郁、缺乏运动等等，每年还会有一两个微调。

“如果你把这十几种因素控制下来，发病的风险可以降低30%到40%。”王刚解释。这意味着，得不得这个病，并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只有大概5%到10%的家族遗传型患者带有明确的基因突变，会几乎必然发病——只是时间早晚不同；其余80%到90%的散发病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生活方式，也有遗传背景。“假如你把这十几种危险因素控制下来，那么发病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不能干预的就是我们的性别，还有我们的基因型，其他都是可以干预的。”王刚说。干预的两大核心随之确立：一是认知训练，二是物理或生活方式的刺激。他反复强调干预的时机越早越好，不要等到明显的记忆衰退才行动，而是刚觉得“忘事”、有蛛丝马迹就要介入。“我们有一部分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子里并没有沉积典型的病理蛋白，通过干预，他可能就不往阿尔茨海默的方向发展了。即便已经沉积了，干预也能让发展的速度减慢。”

根据现有临床文献，有效的药物和非药物干预，大概可以延缓三到五年才进入下一个阶段。“对一个老年人来讲，三到五年是非常有质量的生存期。如果不干预，可能两三年后就完全失能，需要24小时贴身照顾；干预后，他可能在七八年后才进入那个状态。”王刚说，“这就是非药物干预最现实的意义。”多出来的三五年，对一个病人来说可能是还能认出家人的三五年，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可以喘息、可以与家人告别得更体面的三五年。

光有医学共识还不够。王刚坦言，在三级医院里，他们看到的往往是症状已经很明显的患者，“真正的早期病人，更多是散落在社区里的。”

这正是豫园社卫试图解决的问题。豫园所在的黄浦区是上海老城厢，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中心的老年病房有三百多张床位，病人的平均年龄85岁。“失智失能的占比72%。”李扬说，11年的老年病房经历，让他清楚失智老人背后的家庭困境。

2021年，豫园社卫的张扬院长与王刚教授在一个养老议题的会议上相遇，两人一拍即合：基层发展老年服务、医养结合，有独特的优势；认知功能关注度越来越高、发病率很高，而三级医院的专家“愁的是怎么早发现——到他们那里的都是重病人”。

豫园社卫派李扬去瑞金医院进修了半年多，跟着专家查房，学专业知识，学门诊怎么开、药品怎么配、量表怎么做。筹备又花了半年，2023年2月，上海首家基层医疗机构的“记忆门诊”正式开张。没有专项经费，“纯粹是我们自己想发展这个学科的行为。”

李扬（左）在王刚（中）旁边跟诊学习 图/受访者提供

第一年，门诊量大概550人次；到2025年12月，累计3054人次。四年四个医生轮班，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半到5点。李扬是全科医生，如今在全科的基础上发展认知亚专科，团队里还有营养师、康复师、心理治疗师，形成一个多学科诊疗团队。

筛查是第一道关口。民政局牵头设计了筛查小程序，街道人员先做普筛，筛出低、中、高风险人群；中高风险被推荐到记忆门诊，做更精细的量表，再查血液指标、超声，分梯度推进。2023年，他们做过一批体检人群的筛查：1210个65岁以上老人参加，筛出认知功能下降的比例约为16.7%。

“这还只是来参加体检的人群，实际社区里的比例可能更高。”李扬说。当然，认知下降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只是缺乏维生素B12、甲状腺功能减退或抑郁引起的。但这个数据揭示了基层干预的巨大空间。

定制的“运动处方”

在豫园六楼打乒乓球的老人身后，站着前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上海体育大学副校长、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施之皓。

“民间一直有说法，打乒乓球的人聪明、防老年痴呆。但这只是经验，我们需要科学数据。”施之皓说。离开国家队回到上海后，他的工作从“争金夺银”转向“普及推广”，任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会长，全市226个街镇都是服务对象。他找了上海体育大学的团队合作，试图把乒乓球变成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处方”。

2024年11月起，协会与瑞金医院、社区医院合作，把乒乓球干预做成了针对认知障碍人群的项目。为什么偏偏是乒乓球？施之皓列出了几条优势：老少皆宜，不易受伤，场地要求低——“黄浦区寸土寸金，不可能建大操场。但放一张乒乓球桌，哪怕小一点，甚至对着墙打，都可以。”更关键的是，乒乓球是全身运动，要求极高的手眼协调、反应速度和空间判断能力——这恰好是对认知的全链条调动。

“运动是有处方的，跟吃药一样。我们要控制强度、频率和时间。”施之皓说。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参与者来了先做健康评估，然后制定计划：每次45分钟左右，加上热身和拉伸，护住安全底线。他们设计了发球机器人，为一个人设定好课程和训练计划，病人可以独立练习；还按轮椅使用者、健全者、轻度和重度，设计了各种小游戏。

他们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做评估。前期的干预数据已经出来：量表分数、血液指标、睡眠情绪，都有明显改善。此外，有核心期刊的文献表明，持拍类运动对中老年人认知的改善优于其他项目，这成了他们坚持推广的底气。施之皓说：“我们乒乓界的泰斗徐寅生，88岁，还能打球、讲课、演讲，脑子非常清醒。这是最高水平了。我们想通过普及，让老百姓也能有所促进。”

团队的医生记得一位认知障碍很严重的病人，吃饭的时候手一直抖。练完半个小时的乒乓球后，他能打了，吃饭手也没那么抖了。“早上吃饭的时候能稍微稳一点，这就是一种好的改善。”

施之皓（右）和上海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认知康复的学员 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运动，认知和艺术疗愈也在社区铺开。在浦东杨泾街道，一家叫“尽美”的公益组织已经扎根了七八年。

尽美的员工板板是一名学基础医学出身的“95后”女孩。因为奶奶确诊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因一场车祸遭受外伤，之后认知症状慢慢显现），她在毕业前就作为志愿者加入，两年后正式入职。板板负责的是“舞动治疗”，她强调这不是教老人跳舞：“教舞蹈是为了动作好看，而舞动治疗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我们不去纠正他们动作标不标准，而是带动他们自发地有一些创造力和表达。”

对家属来说，比起记忆力下降，更崩溃的往往是老人的精神行为症状（BPSD）：骂人、藏东西、游走、日夜颠倒、暴躁易怒。“很多家属觉得老人‘变坏了’、‘没面子了’。其实不是的。”板板说，“疾病导致他们的记忆停留在过去。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这个家里，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内心是惊恐的。”

对老人的“狂躁”的理解也在变：以前可能试图转移注意力，现在更强调“找到背后的原因”。比如老人不让关马桶盖，可能只是因为那个盖子的样式让他感到陌生和不安。板板讲了一个细节：有家属抱怨老人把超市的塑料袋全都搬回家，一位老师解释，那个年代的老人经历过极度的物资匮乏，塑料袋在他们眼里是珍贵的生存资源。“你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质疑他，要顺着他的逻辑去理解他。”

下坡路的缓冲

参加了尽美组织为期三个月的家属培训后，屠女士学到了最重要的三个字：“少批评。”她的丈夫曾是一名严谨的道具工程师，事业心强。2022年，因为一次注射，诱发了脑积水和脑梗，随后被确诊为混合型认知障碍。从那以后，屠女士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丈夫有时时空混乱，分不清方向，甚至半夜不睡觉，说有人偷了他的打印机。屠女士只能半夜爬起来，把打印机找出来给他看，陪着他不睡。

“以前他很爱干净，现在马桶盖怎么关都教不会。你不能骂他，你要顺着说。”家里的钟要摆到明显的位置；丈夫喜欢跟人聊天，就带他去百货商场的闲聊角；他打乒乓球开心，就带他去社区；他喜欢历史，喜欢看牌，就给他机会接触历史和打牌，让他有点事可想。屠女士像排课表一样排满丈夫的日程：唱歌课、手工课、麻将、语言课、量表（记录每天吃了什么、喝了多少水、大小便几次）。

非药物干预的目的在屠女士家是具体的：参加三个月乒乓课程以及豫园社卫组织的认知康复八大训练（如冲咖啡、识花、剪纸、唱歌等等）之后，丈夫可以理解医生讲话了，肯吃药了，肯喝咖啡、不喝酒了；他听医生说要喝水，居然真的听清楚了。过去对很多事物都提不起精神、没什么反应，现在肢体更加灵活，“每次都盼着去打乒乓。”

2026年9月20日，在浙江湖州长兴县雉城街道高家墩居民区举行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怀服务活动中，志愿者为老人们免费拍照留影 图/新华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社会组织的介入，给了家属一个宝贵的出口。尽美除了做家属服务，还提供日托服务（有政府补贴，每天60到90元），把老人送去日托，家属就能获得几个小时的“喘息时间”。有时，还会给家属安排一场“颂钵疗愈”，让他们在空灵的声音中放松紧绷的神经。板板说得直白：“非药物治疗，也是在给家属做的。”家属是“喘息”的家属——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个被24小时贴身照护拖到极限的家庭。

医学的干预有天花板。王刚坦言，一旦病情进展到重度痴呆，“无药可救”依然是残酷的现实。但在轻度到中度这条长长的下坡路上，非药物干预正在拼尽全力筑起一道道缓冲带。

王刚说，从1998、1999年上海华山、瑞金、仁济等几家大三甲医院开设最早的记忆门诊算起，二十多年来，这套体系在发生一场缓慢而坚定的下沉：从三甲的精准诊断，到社区医院的筛查拦截，再到社会组织提供的乒乓球、舞蹈和喘息服务，所有人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逐渐失智的人，在还保有部分自我意识的时候活得有尊严一点？如何让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多撑一会儿？

这场战役不完全发生在医院的病房里。更多时候，它发生在社区的活动室里，发生在老人们挥动乒乓球拍的瞬间，发生在社工不厌其烦的安抚中，也发生在家属从“你怎么又这样”到“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的心态转变中。

医学能处理大脑里的病理蛋白，处理不了患者内心的恐惧，也处理不了家属深夜的疲惫。屠女士说，王刚来的时候，丈夫会很开心地跟他打招呼；他要做什么，一定要找王老师来求证，“特别理性，特别信任。”这条信任的链条，从三甲医院延伸到社区，再延伸到一位65岁的乒乓球教练、一个“95后”的舞动治疗师，以及深夜里陪着老人不睡的家属身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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