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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认识印度，是从甘地开始的。

一个瘦弱老人，披着白布，手里拿着纺车，坚持绝食、游行和非暴力不合作。久而久之，印度也被套上了一层柔和滤镜：这个国家崇尚忍耐，普通人习惯服从，受到欺压也很少反抗。

这种印象只看到了印度的一面。

印度拥有众多语言、宗教、种姓和地方族群，十几亿人的性格不可能由一个词概括。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政治斗争方式，它能够降低英国镇压的正当性，扩大群众参与，还能避免独立运动过早变成军力悬殊的正面战争。

翻开印度近现代史就会发现，这片土地从未缺少武装起义、宗教仇杀、街头冲突和强硬民族主义。印度社会能够长时间忍受等级压迫，身份和利益受到触碰时，又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集体行动。

把这种社会当成“温顺绵羊”，很容易作出错误判断。

甘地的非暴力遮住了另一条斗争路线

1857年，印度爆发大规模民族起义。

起义最初由殖民军中的印度士兵发动，很快扩展到城市、乡村和多个土邦。英国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双方经历长期激战。起义失败后，英国议会在1858年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将印度改由英国政府直接控制。

这场起义距离甘地领导民族运动还有半个多世纪。

进入20世纪以后，印度独立运动内部始终存在激进路线。革命组织进行刺杀、爆炸和武装活动，部分青年公开反对国大党的温和策略。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便是其中代表。他主张印度立即取得完全独立，二战期间组织印度国民军，试图借助军事力量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独立联盟在东南亚开展反英活动，印度国民军也在这一背景下建立。

甘地成为印度独立运动最著名的象征，源于他的道路更容易被世界传播。英国殖民者面对的压力，却从来不只来自静坐和绝食。

群众运动、武装反抗、殖民军动摇、英国国力衰退，共同推动了殖民体系崩塌。

印巴分治撕开了温和外表

1947年，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南亚次大陆被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

独立本该成为庆典，现实却迅速滑向灾难。

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开始跨境迁徙，大量家庭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园被划进另一个国家。恐惧、谣言和报复情绪迅速蔓延，列车遭到袭击，村庄被焚毁，街区爆发仇杀。

暴力并非只来自某一方。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群体都曾成为受害者，也都有人参与袭击。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印巴分治的研究指出，宗教、政治、民族和经济矛盾，与英国长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这段历史揭示了印度社会的一种特征。

个人面对等级秩序时可能表现得克制，群体身份受到威胁后，宗教、社区和地方组织会迅速完成动员。邻居可能在几天内变成敌人，平日隐藏的冲突会被政治口号点燃。

甘地本人也在1948年死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枪口。

一个高举非暴力旗帜的国家，在独立前后经历了最严重的群体冲突。宗教哲学中的慈悲，并未自动转化成现实社会的宽容。

独立后的印度从不回避战争

印度独立后，长期把自己定位为南亚地区的中心大国。

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三次爆发战争。克什米尔问题又导致双方长期军事对峙，边境冲突反复出现。

1971年的战争改变了南亚版图，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建立孟加拉国。印度由此进一步确立地区军事优势。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五次地下核试验，公开展示核能力。核试验在国内激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也促使巴基斯坦迅速进行核试验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认为，印度核战略与大国地位追求、实力外交观念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存在密切联系。

今天的印度拥有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外交部公布的印度国家概况显示，印度现役陆海空三军约145万人，另有大量预备役和准军事力量，2025至2026财年国防预算达到6.81万亿卢比。

一个持续扩充海军、发展导弹、拥有核武器并追求全球大国地位的国家，很难用“温顺”解释。

等级服从容易被误认成软弱

印度社会中确实存在很强的服从现象。

种姓制度长期把职业、婚姻、社区交往和社会地位连接在一起。处于下层的人可能从出生起就接受一套固定秩序，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身份。

这种服从主要指向内部等级。

高种姓、地方权势集团、家族长辈和宗教组织，在许多地区拥有很强影响力。一个人在工作和家庭中可能表现得谨慎，进入宗教、种姓或政治团体以后，却会展现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

个人力量有限，依附集体可以获得身份、安全和资源。集体领导者一旦把土地、宗教、就业或民族尊严塑造成生死问题，大量成员便可能迅速走向街头。

印度的罢工、农民运动、宗教集会和选举动员，经常能够聚集数量庞大的人群。社会底层长期忍耐，并不代表他们缺少行动能力，只说明这种力量需要组织和身份认同来启动。

中国经济周刊对印度贫富差距的分析指出，种姓等级长期影响职业分工和社会流动，也让部分群体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改变处境。

压抑得越久，冲突爆发时越容易带上群体色彩。

民族主义能够把复杂社会拧在一起

印度内部差异很大，中央政府长期面临一个难题：怎样让不同语言、宗教和地区的人接受共同的印度身份。

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答案。

当国家强调古老文明、宗教复兴和大国地位时，内部矛盾可以暂时让位于外部目标。核试验、边境冲突、太空计划和国际竞争，都容易被包装成印度重新崛起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持续扩大。相关政治力量强调印度教文化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外交与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这种动员具有两面性。

它能够强化国家认同，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投入提供支持，也可能压缩少数宗教群体的空间，使国内矛盾更加尖锐。政治人物遇到经济、就业和社会问题时，还可能利用外部冲突转移压力。

因此，观察印度不能只盯着贫困、混乱和基础设施短板。这个国家拥有庞大人口、成熟官僚体系、规模可观的军队，以及能够反复调动社会情绪的民族主义资源。

贫穷不等于软弱，内部混乱也不妨碍它在外部问题上保持强硬。

真正危险的是用动物标签理解一个国家

把印度人形容成绵羊，会低估印度社会的行动能力。

把十几亿人说成“凶恶的狼”，同样会遮住真实问题。印度有主张和平的人，有激进民族主义者，有依附等级的人，也有敢于反抗权威的社会力量。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社会如何运行。

它能容忍惊人的贫富差距，也能因宗教和身份问题迅速聚集人群；它继承了甘地的非暴力符号，同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事体系；它对外强调战略自主，涉及地区地位时又很少轻易退让。

印度的强硬来自国家利益、历史记忆、宗教身份和大国抱负的共同推动。

面对这样的邻国，轻视和妖魔化都会妨碍判断。把它想得过于温和，容易错过风险；把所有印度人视作威胁，又会把社会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全部抹平。

甘地让世界记住了印度的克制。

1857年大起义、印巴分治的流血、三次印巴战争和1998年核试验，则展示了另一张面孔。

印度从来不缺忍耐，更不缺在利益受到触碰后采取强硬行动的能力。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印度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1942年印度之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派冲突与印度分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印巴分治社会原因之剖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论印度核战略的战略文化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论印度文化民族主义对印度外交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安全秩序与印度的地区战略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度国家概况》

人民日报人民周刊：《印巴边境起战火》

中国经济周刊：《印度改造贫富差距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