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香港一间租来的小屋里，一个曾经统兵十万、主政广东的男人，躺在一张行军床上断了气。家人翻遍屋子，找不出一分钱买棺材。最后用的，是他老母亲提前备好的寿棺——那口棺材是按女人尺寸做的，他身材高大，只能蜷着腿躺进去。

这个人，叫陈炯明。

乱世起家——从前清秀才到统兵十万

1878年1月13日，广东海丰县白町村，一个孩子降生了。

那天，他父亲陈曦庭恰好收到了乡试中榜的捷报。双喜临门，父亲大笔一挥，给这个孩子取名"陈捷"——意思是捷报频传，仕途猛进。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日后走的路，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复杂得多，也悲凉得多。

陈家的底子是商人。父亲贩鸭蛋，往返港穗之间，家境还算殷实。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出身，要么继续跑买卖，要么走科举，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时代不给人安稳的机会。

清朝的大厦，那时候已经在裂缝了。

陈炯明少年时期读书，深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把这八个字刻进了脑子里，给自己取字"竞存"。老师朱执信评价他"品学兼优，热心国事"。1906年，28岁的他跑到广州，进了广东法政学堂。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然后一步踏入了政坛。

1909年，他当上了广东谘议局议员。

上任第一件事，他提了四个案子：《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这四个案子放在一起，几乎就是他后半生政治理想的浓缩——他要的，是"自治"，是干净的地方政权，是让老百姓能说话、能活命的制度。

但清朝容不下这样的人。

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他立刻动了。1911年，他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参与广东"和平光复"。革命成功后，他做了广东副都督，后来又做了代理都督。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他宣布广东独立，讨伐袁世凯。

这一段路，他走得凌厉。

但凌厉的人，往往也招来凌厉的反击。讨袁失败，他逃往香港。之后辗转南洋，蛰伏，等待。等到时机一来，他卷土重来，入闽，回粤，统兵，再度主政广东。

巅峰时期，他手下兵力超过十万，是整个华南最有实力的军事力量之一。

但他始终记得自己当年那四个提案。权力在手，他没有忘。

政绩与争议——那些被历史夹缝里遗忘的事

陈炯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不像军阀。

民国那个年代，当兵当官的，十有八九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纳妾置地，把家族填得满满当当。陈炯明不这样。他刻了两枚私章，一枚刻"不二色"，一枚刻"不蓄私财"，揣在身上，等于给自己立了规矩。

孙中山曾评价陈炯明生活上不好女色、耐苦俭朴，自认有所不及；在公开文稿中，孙中山亦承认陈炯明“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章太炎评价他“清操绝于时人”，能得到政见对立者这样评价，殊为不易。他主政广东和闽南期间，确实干了些事。

1919年底，他在闽南护法区创办《闽星》半周刊，提倡新思想。漳州在他手里面貌大变，一份德国报纸专门写文章，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1920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禁烟、禁赌、兴教育、推地方自治——他把这些事一项一项往前推。

他邀请陈独秀来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任）。他支持工会组织。他力推民选县长。

他要的，始终是"民治"，不是"党治"，更不是"军治"。

这，恰恰是他和孙中山之间最深的裂缝。

孙中山要的是集权，要打通从广州到北京的北伐路，要用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统一全国。陈炯明不认这个账——他觉得中国太大，各省情况不同，应该先把各省自治搞好，再谈联合，就像美国的联邦制那样。这不是小分歧，这是根本性的政治路线之争。

两个人的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在1922年6月16日爆发。

这一天，驻守广州的粤军叶举部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仓促出走登上永丰舰，史称六一六事变。

事变发生时陈炯明身在惠州，史学界长期争论：陈炯明是事前默许，还是对部下的过激行动并不知情。孙陈二人是建国路线的重大分歧：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统一全国；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国民党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陈炯明 “叛变”；但后世部分研究者认为二人本就非单向从属，更多是合作共事关系。

不过无论是否直接下令，作为粤军最高负责人，陈炯明对部属兵变负有领导责任，该事件的评价至今史学界仍存分歧。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1922年之后，陈炯明的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了。

他兵败，失去地盘，带着一家人退到了香港。昔日统兵十万，如今租住小屋，靠变卖旧书旧衣维持生计。

这一退，就是十一年。

退隐香港——穷到底的日子，和绝不弯腰的骨气

香港，对很多民国落魄政客来说，是个中转站。

失意了来这里躲一躲，找找退路，等风向变了再回去。但陈炯明在香港待了十一年，一直到死，没有回去。

不是没有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盯上了他。原因很简单：他在华南有威望，有旧部，有影响力——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可以利用的价值。据记载，日方送来了一张支票，数目不小，条件是出来做日本人的傀儡。

那时候，陈家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他没有收。

支票原路退回，一分没留。昔日旧部不忍看他受苦，轮番送钱接济，他也大多婉言谢绝。不是不知道穷，是不愿意用那种方式解决穷。

他还有一件事在做：主持中国致公党。

这件事要从洪门的改组说起。海外洪门致公堂很早就有改组为近代政党的构想，1925年10月10日，美洲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正式将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大会远隔重洋推举蛰居香港的陈炯明担任总理，陈炯明于10月27日复电接受任命。

此后在1926年，致公党党务活动中心从旧金山迁移至香港，注册党员，建立组织，写《致公党计划书》，提出"三建"主义——建国、建亚、建世。后来又写完《中国统一刍议》，系统讲清楚了他心目中中国统一的路径和方法。

1931年10月，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他再次被推为总理。到他去世那年，致公党党员已经登记了四十多万人。

这是他晚年唯一还在做的事——用文字和组织，继续推他的联邦宪政那套东西。

但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长期忧思，营养跟不上，肠炎反复发作，还有肺病。他没钱请好大夫，只能抓草药熬着。病拖着拖着，越来越重。香港的那间小屋里，书稿堆了满屋，积蓄一分也找不到。

退隐十一年，他从来没有开口向任何人要过钱。

这不是一种表演，这是他活法的底线。

他刻那两枚私章——"不二色"，"不蓄私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立的规矩。有权的时候守着，没权的时候也守着，穷到要借棺材的时候，还是守着。

这件事，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人都好，得承认这一点。

父子双亡——1933年香港，生死只隔几天

1933年9月22日，凌晨。

那间租来的小屋没有灯光，也没有什么动静。陈炯明就这样走了，55岁，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停止了呼吸。

他走之前，家人守在床边，问他有什么话要交代。

问到家事，他苦笑摇头，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确实没有——屋里只有书稿和旧衣服，值钱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也没什么好交代。

问到国事，他整个人突然兴奋起来，挣扎着想提笔写字，但手已经僵硬，根本握不住。嘴里反复喊着两个字，清晰可辨："共和，共和。"

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走了。

家人开始张罗后事，翻遍屋子，连一口普通的杉木棺材都买不起。万般无奈，只能取出老母亲早年给自己备下的寿棺来用。那口棺材是按女人的尺寸做的，陈炯明身材高大，躺进去，两条腿只能蜷着。

就这样入了棺。

消息同时发出，往上海去了一封电报。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定夏、次子陈定炎，正在上海读书。

电报一到，兄弟两人收拾行李，当天就赶去码头，搭上了南下的轮船。他们知道父亲病危，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他们到。

船在海上走。

那个年代香港一带时疫流行。海上颠簸，陈定夏身体本来就累，在船上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吃了什么不洁的东西，染上了痢疾。发烧，腹痛，越来越虚。但他没有停下来，船走到哪里，他就撑到哪里，他要赶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船到香港，父亲已经走了。

陈定夏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他还没从丧父的打击里缓过来，自己的病情已经急剧恶化。高烧不退，人越来越虚，撑到1933年9月30日，凌晨4时，在父亲出殡的前一天夜里，陈定夏也走了。 年纪才二十出头。

父亲9月22日走，儿子9月30日走。

八天。

这八天，陈家经历了什么，不需要形容。

两副棺木，父子一前一后，家里拿不出钱运回广东，只能暂时寄放在香港东华义庄，就那么放着，等。

消息传出去，各界震动。

挽联送来了，足足三千多幅。陈立夫、章太炎、吴佩孚、段祺瑞、居正……一个名单列下去，几乎是民国政界的半壁江山。就连当年把他开除出党的国民党要人，也送来了挽联。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不管政治上怎么评价他，他这个人，活得让人没有办法彻底否定。

然后是募捐。

蒋介石捐了3000元丧葬费，汪精卫捐了500元，旧部和致公党海内外成员纷纷出钱。海内外募捐持续一年多，墓园营建完成，1935年4月3日 —— 这一天正是陈炯明主政广东时确立的禁赌纪念日，陈炯明灵柩由香港运回惠州，公葬于西湖紫薇山。长子陈定夏灵柩一同归葬，父子共眠，墓原貌保存至今。

下葬当天，参加葬礼的人超过一千，其中不少是民国政要。这些人来，不是为了一个"叛徒"，而是为了一个他们认识的、真实的陈炯明。

余脉犹存——次子陈定炎的后半生

陈炯明的三个儿子，最后只剩下一个。

长子陈定夏奔丧途中染疫，死在父亲出殡前夜。幼子陈定炳在父亲去世后三年也夭折了，走时只有11岁。唯独次子陈定炎活了下来。

陈定炎没有走上政坛。他读书，一路读到哈佛大学，拿下博士学位。专业是航空和机械工程，后来进入通用动力与电船公司，做研发组经理，再后来到美国海岸防卫队任行政督办，还在罗德岛大学、圣母大学、康涅狄格大学等高校任教。他这辈子，在美国的军事工业和学术圈里都留下了位置。

但晚年，他放下了手上的科研事业，开始一件别的事：为父亲翻案。

他搜集史料，整理父亲一生的文件，写作，出版，把他认为真实的陈炯明呈现给世界。他用余生一点一点往回推，不是要洗白什么，而是要把史料放出来，让后人自己判断。

2006年9月7日，陈定炎在香港病逝，享年83岁。

历史给陈炯明的最终判决，到今天还没有盖棺定论。

国民党方面，因六一六事变与陈炯明结下深刻对立；早期中共也因陈炯明主粤后期压制工农运动而对其持批判立场。

六一六事变深刻改变南方革命局势。孙中山遭受重大挫败之后，开始重新思考革命力量建设道路，后续联俄、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都与此事变带来的教训密切相关。

说他不该负责，说不过去。

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一个人，也是历史的偷懒。

他走的时候，屋里只有书稿，没有积蓄，没有地产，没有姬妾，甚至没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棺材。

一个曾经手握十万兵的人，最后穷到借棺材下葬，然后儿子奔丧途中染疫跟着走了，父子两口棺材并排放在义庄里，等了半年，才凑够了运回家乡的钱。

这件事，不管你怎么评价陈炯明这个人，读到这里，大概都会停一停。

乱世给过他风光，也给了他最彻底的落魄。他接住了风光，也接住了落魄，没有弯腰，没有出卖，就这样走完了55年。

至于功过——留给后人说吧。他在弥留之际喊出的那两个字，或许才是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

共和。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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