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确定共产主义信仰

周恩来出生于19世纪末积贫积弱的中国，为挽救国家危亡、拯斯民于水火，他开始了对初心的追寻：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受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旅日后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其中，身陷囹圄，思想颤动于狱中;出狱后奔赴马克思欧洲探求真理，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至此，他明确了初心，并为此奋斗终身。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周恩来雕塑

南开学校时期

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校董严范孙、校长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们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此影响，周恩来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意识。1914年学校放春假，周恩来与好友相约郊游。友人看到农村田园生活表示很向往，周恩来却说：“今之世一战争之期，非曩昔可比。彼老农老圃，安知现势，惟持有一般学者出以济世之才，以国家于累石之安。不然尽驱人为农为织，必至举国尽为盲聋，为人奴，终非至绝种灭族不可。亚美之土人，是其殷鉴。”认为青年学生应自觉担负起救国济世的重任。1914年春，周恩来与同学野外郊游，写下“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的诗句，痛斥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周恩来(右)与南开学校同学的合影

周恩来就读中学的四年，正值我国内忧外患逐步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袁世凯在窃取革命果实后，一心复辟帝制，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十分危急。周恩来对我国的险恶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俄叱其北，英伺其西，法啖其南，日据其东。”认为这种局势“实为中国开国以来未有之奇变”。为挽救危亡局势，周恩来认为青年学生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诺言。1915年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我国财政却面临枯竭的局面。6月6日，天津各界举行“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南开学校派出22人的演说团，周恩来作为其中一员，在大会上号召民众存款救国：“吾爱国志士，果欲免亡，则请先为从极易为之储金做起，以冀达于他日国强之境也。”

此时的周恩来对于初心的追寻尚处于懵懂期，还不能完全揭示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思想推动着他在中学毕业后继续追寻初心。

留日时期

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为了“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探求真理。初至日本，家里接二连三发生变故，加上留学成本高导致居无定所，周恩来处于苦闷孤独中，一度深受日本佛学“无生主义”的影响，直至1918年1月才渐渐摆脱了这个苦楚的干扰，认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恩来赴日留学的目的之一是向日本取经，认为“军国主义使日本富国强兵”，所以一段时间内他推崇日本的军国主义。鉴于当时中国政局为武人当政，他“以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很不容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倒。有这一想，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此外，周恩来还想实行贤人政治。当时有这些想法的热血青年不在少数，周恩来也不例外。留日期间，周恩来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步步侵略，认识到军国主义是“有强权，无公理”的，所以他得出结论：“‘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旅日后期，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8年4月23日，他在阅读一篇有关俄罗斯党派的文章后，总结道：“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这年夏天，日本爆发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米骚动”事件，尖锐的社会矛盾暴露无遗，这使周恩来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社会。1919年春，周恩来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的喜悦心情，“返国图他兴”。

五四运动时期

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周恩来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投入其中，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

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五四运动中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急需创办一份报纸。周恩来勇挑重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他以该报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天津五四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19年8月，周恩来在进京营救被捕的天津代表时，目睹了北洋军阀对学生代表的镇压，他说：“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势，周恩来提议创建一个更加严密的团体，成为天津爱国运动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应运而生。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会议决定该团体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为主旨，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其内容为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和传播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9月21日邀请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到社进行座谈指导。李大钊对觉悟社出版不定期小册子和打破男女界限的做法十分赞许，勉励社员分类研究新思潮。此后，觉悟社还邀请新文化运动的多位名人举行座谈和演讲。这些开阔了周恩来的视野，为他以后寻找科学真理、确立信仰奠定了基础。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周恩来率领天津学生数千人赴省公署请愿，周恩来等4名代表不幸当场被捕，身陷囹圄近半年。这对周恩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在狱中，周恩来多次向狱友作有关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内容的演讲，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此时的周恩来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新思潮来研究和对待，处于“隔着纱窗看晓雾”的阶段。

出狱后，为了进一步追求真理，实地考察五四运动时期涌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探索究竟哪一剂是治愈中国的良药，周恩来决定赴欧留学。

旅欧时期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0年11月，周恩来远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进行考察。当时的欧洲刚刚惨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欧洲，表现为生产力的缺乏、经济界的恐慌和生活的窘困，这使周恩来深受震撼。周恩来通过考察，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医治西欧社会的良药，只能带来无休止的纷争，普通民众企盼的和平遥遥无期。最终，周恩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

1921年，周恩来(左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及好友赵光宸(左一)在柏林的留影

与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危机相伴的，是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二十世纪开幕以来，世界之劳动问题，几成为社会上最切要之事项。劳动界一举一动，其关系于社会上之安宁进步，几有举足轻重之势。”1921年春，英国爆发了持续两个多月、参加人数达120万人以上的煤矿工人大罢工。通过两个多月的观察，周恩来得出“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的结论。

一战后的欧洲，各种思想纷然杂陈。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经过反复研究，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不易实行或几近衰落，而共产主义在一战后的欧洲各国盛行。经过推求比较，周恩来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3月，周恩来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立下铮铮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方—共产主义，这是他经过苦苦求索而找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也是他的初心所在。

周恩来在巴黎住所门前留影

1924年夏，周恩来奉党的指示回国。此后，他毕生坚守初心使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原题：《周恩来追寻初心的历程》)

(作者：刘文欣；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