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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一场关于低轨卫星问题的阿里亚模式会议上，中国代表把话挑明了。

个别国家商业卫星星座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快速扩张，正在挤占有限的轨道和频率资源，并增加航天器碰撞及产生太空碎片的风险。

发言中直接点了星链的名，称其在轨卫星已超过1万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表态。

把轨道安全问题搬到联合国安理会，本身就是一种定性升级——从技术问题变成安全议题，从双边沟通变成多边公开。

中国选择在这个场合发声，说明事情的性质已经超出了“商业航天”可以解释的范围。

两次紧急避碰

中方在发言中提到了两个具体的日期，2021年7月1日，星链1095卫星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同年10月21日，星链2305卫星再次制造了几乎相同的险情。

两次事件中，中国空间站都被迫实施紧急规避，以保障航天员安全，中国当年已依据《外空条约》向联合国提交了照会。

空间站上有航天员驻留，紧急规避不是一个简单的键盘指令，它意味着整个空间站必须启动推进器改变轨道，航天员要中断手头工作进入安全区，所有实验安排和日常作息全被打乱。

一次规避消耗的燃料和时间，背后都有成本账本，而这张账本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翻开的。

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是2021年，彼时星链的规模远不如今天，那时在轨星链卫星不过一两千颗，就已经制造了至少两次威胁中国空间站的险情。

如今星链在轨数量超过1万颗，还在以每次数十颗的频率持续发射，概率学上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是：卫星数量翻几倍，危险接近的概率便不是线性增长。

4400颗卫星的轨道调整

星链计划在2026年内，把约4400颗运行在550公里高度附近的卫星逐步降低至约480公里，需要强调的是，这4400颗是已有卫星的轨道下调，不是突然新增4400颗卫星。

SpaceX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很合理：降低轨道是为了把卫星转移到太空碎片和其他规划星座相对较少的区域，降低总体碰撞概率。

一旦卫星失去控制，较低轨道也能让其更快衰减并进入大气层烧毁，减少长期滞留太空的风险。公司还表示将与其他运营商、监管机构及美国有关部门协调进行。

但一个关键事实是，中国空间站通常运行在约340至450公里的高度，星链调整后的主要轨道约为480公里。

两者之间的垂直距离从原来的约100公里以上，缩小到了约30至80公里，对于以每秒约7.8公里速度飞行的航天器来说，这个距离在轨道尺度上几乎是擦肩而过。

好比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间隔不到一个车身长度并排行驶，任何一点微小偏差都可能让结果不堪设想。

大量卫星在低轨空间密集运行，轨道交叉和近距离接近事件必然会明显增多。

SpaceX说降低轨道是为了更安全，但降低之后离中国空间站更近了，这其中的逻辑矛盾，不是一份技术通告就能圆过去的。

降低碰撞概率的理由没错，可降低后碰撞风险重新分配到了谁头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SpaceX的说明书里。

挤占的不只是轨道

中国此次公开提出的关切涵盖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大型星座挤占公共轨道和频率资源。

低地球轨道的可容纳卫星数量是有限的，轨道和频率资源分配遵循国际电信联盟“先申报先使用”的原则。

星链已经申报了超过4万颗卫星的轨道资源，数以万计的轨道位置被一家公司预先圈占，后来者只能绕道而行。

这好比一条街上先来了一个开连锁店的，他一口气租下了整条街几乎所有门面，后面的人即便有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也没有位置可租了。

先到先得的规则在太空中没有改变，但先到的这位租客已经不是开一家店，而是整条街的房东。

其他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想要进入同样的轨道高度，要么选择更低或更高的轨道，要么接受更拥挤的交通环境。

第二个关切是卫星故障或解体可能制造大量碎片。

星链卫星设计寿命只有约五年，退役后需主动离轨烧毁，但并非每一颗退役卫星都能顺利完成离轨，一些卫星在轨故障后失去控制，便成为漂浮在轨道上的危险碎片。

一颗卫星解体产生的碎片可以散布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任何经过这个区域的航天器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第三个关切是商业卫星服务与其他用途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星链在俄乌冲突中的军事通信角色已经充分展示了一件事——一个名义上的“商业互联网星座”。

在战时就是军用通信网络的基础设施。SpaceX可以决定何时、何地、向谁开放服务，这种集中在一家私人公司手里的太空能力，已经超出了普通商业活动的范畴。

中方在联合国会议上要求有关国家加强对商业航天企业的监管，并推动联合国完善大型低轨卫星星座的国际规则。这话是说给美国听的。

SpaceX是一家美国公司，受美国法律监管，星链星座的运营许可证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所谓的“商业行为”背后，是美国政府的监管框架和国家安全考量在背书。

别国航天器面临的轨道风险，本质上是美国放任一家私营公司以商业名义进行大规模太空部署，然后由全世界共同承担拥挤和碰撞的代价。

规则远远落后于发射速度

现有的国际太空规则主要建立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签订的几份条约基础上。

《外空条约》要求缔约国对本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外空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对大规模商业星座的具体约束几乎是一片空白。

国际电信联盟只管频率和轨道位置的申报协调，不管卫星之间的安全距离和避让规则。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局面：一家公司发射数万颗卫星，只需要向本国监管机构申请许可，再向国际电联申报频率轨道资源。

至于这些卫星会不会威胁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安全，目前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来约束。

发生危险接近之后，受威胁的一方只能提交照会、发表声明、要求对方解释，解释完了之后什么也不会改变。

中国把问题搬到联合国，核心目的就是推动建立明确规则。

卫星之间的安全距离应该是多少，大规模星座的发射密度是否需要限制，紧急规避的燃料成本由谁承担，退役卫星的处置责任如何落实。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只由发射国和发射企业自己说了算。太空不是谁先占就是谁的，更不能是先占的人制定所有规矩。

轨道上的竞争已经从发射能力延伸到规则制定权，谁能在国际规则成形之前完成大规模部署，谁就在事实上占据了定义“正常状态”的先手。

星链以每年数千颗的速度扩张，而国际社会讨论星座规则的会议还在“进一步研究”和“听取各方意见”之间循环，规则追不上火箭，这是当前低轨安全困局的根本症结所在。

两次紧急避碰已经发生，空间站上的航天员不会忘记推进器突然启动时舱体传来的震动，不会忘记从舷窗看出去那颗卫星划过时的相对速度。

把问题公开并不是制造紧张，而是让所有依赖低轨道开展航天活动的国家都看明白一件事：拥挤的轨道上，安全间距正在被压缩。

而压缩它的那只手并不属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共机构，它属于一个以商业利润和军事价值为双重驱动力的超级星座。#上头条 聊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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