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发金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是新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因而有丰富敏锐的思想见识，具有处理剧烈变动中的复杂国际问题的广阔视野、谈判能力和交涉经验，并且能用文章准确表达我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观点，多次受到党中央的称赞。能够有这样经历的外交工作者不多。因此，他的谈话常常能够抓住要点、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事件发展的背景和主旨，有助于读者对党中央外交战略战术和重要事件的深刻理解，也有助于读者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和非凡风范。他于1981年6月至11月有过关于中国外交关系的谈话，并由金冲及先生记录、整理下来。本文对此进行重新编排，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从头到尾都参加的就是我们两个：我和李克农。事情过去已比较久远，同时，我现在没有可能翻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档案，甚至公开材料，只能凭记忆，把周总理在抗美援朝和停战谈判中的重要事迹、周总理的领导和在这次斗争中的贡献说一说，带有印象派的。如果有机会能看些材料，来往电报，还会发现更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知道，抗美援朝这件事可以说是解放以后最重大的政治斗争，也是最重大的军事斗争。可以这么说，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战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十月革命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干涉苏联一样，也多少是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战争，程度不一样，性质和方向一样。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个人看来，多少有这样的议论：朝鲜战争可以不参加。这是脱离实际的。当然今天不能多说，因为牵涉面很广。可以说抗美援朝这件事，决定了、影响了今后几十年的外交态势。中国革命的态势，大家都较清楚。现在先回到抗美援朝这个主题上来，周总理在抗美援朝和停战谈判中的领导作用、作出的贡献，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至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从1950年6月到1950年10月。第二个时期是志愿军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总理经常说：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整整三年。志愿军1958年才撤回（1953年停战，1958年撤回）。

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 　

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大家了解这情况，叫打过去，然后美国又把朝鲜军队打过来。1950年6月到10月是这情况。美国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恐怕许多同志都知道，但对当时具体情况恐怕不那么了解。现在外交上有个口号叫“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谁第一个讲的？是周总理。这句话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我们对外常讲：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话从历史来讲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

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消息给美国人，警告美国：你们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不能置之不理的。大概的时间，我记得在仁川登陆后。美军登陆大约是9月中旬，周总理说这话应该是9月底，9月与10月间。这件事很重要。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美国去。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美军远东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但是当时美国利令智昏，在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中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与美国打？所以根本不理。

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10月份，我们就发起了抗美援朝。这时，世界上许多中间国家，亚洲的、非洲的，包括西欧的、拉美的，都觉得中国人是打了招呼的，是你美国闯了这个乱子。周总理这外交行动就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力量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数的形象。所以这件事，这个重大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很大很深远。以后我国经历的对外斗争，一直到70年代，我们与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他们都承认这一点、这一风格。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搞外交的人比较清楚，有些同志，不搞这工作的，可能不大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从中国看，一方面与美国打了一场仗，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这工作也是由周总理直接地、具体地领导的。

大约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台湾要脱离中国，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美国人打到三八线时，中国一面打招呼，一面就派人到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周总理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去控诉美国。这个发言当时影响很大。发言稿是周总理亲自审定、中央通过的。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底，二十几日。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说圣诞节战争可以结束。所以我们去，人们很好奇：中国和美国当时对立得很厉害，会讲什么？但到了12月初，志愿军打胜了入朝后第一仗，从新义州一直打到清川江。就我来讲，感到这是中国人的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你没本领，人家不会尊重你的。所以我们就讲道理，控诉美国，和朝鲜战场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与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举个小的例子，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你们中国朋友是否考虑朝鲜停战？

这是缓兵之计！这怎么可能？这件事，即对美国战争的策略与领导，当然在党中央，毛主席是总的决定者，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定一个大的轮廓，每一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周密的考虑。你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的。

战争，我讲不出具体内容，你去问问当时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他们会讲。在外交斗争中，周总理的确从大到小都管的。因为我后来参加了停战谈判，所以与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接触很多。他们对战争中军事上周总理的指挥、周总理的领导说得很清楚。初期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从头到尾是解方。司令员是彭德怀，副司令员是邓华，参谋长是解方。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站在第一线处理的是周总理，大的事与中央商量。人家说志愿军包括团一级的单位，周总理都了如指掌。哪个部队在何处，哪个山头如何，哪个部队首长的脾气如何，他都清楚。我1951年才去，所以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要找些老同志谈谈，在军队中这是公开的秘密。周总理在志愿军中的威信极高，接触多，所有的事都请示他，他也熟悉，也不辞辛苦，大小事都问他。我们的党是打仗打起来的，周总理这个“参谋长”做了多少年了，这时还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从1950年10月入朝到1951年6月、7月谈判开始，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来讲，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现在彭老总去世，邓华也不在了，解方最清楚。

这半年最紧张，到1951年1月打下汉城（今首尔），国内高兴得很，后来又撤回了，中央觉得再往前推，后方在经济上有些困难，对外也有些影响要考虑。1951年春从汉城慢慢退回，退回到开城、三八线。这是我要讲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初期，外交斗争中周总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军事斗争中也是这样。

毛主席是总的战略部署，周总理抓具体实施执行 　

下面，我接着谈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这个谈判，一共谈了两年。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边。志愿军进去冲一下，后来又退到三八线，顶住。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时的分界线。到1951年的6月底，已过了一年，由苏联代表马立克出面，在联合国会议上，做了一个广播谈话，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这讲话后，美国驻朝鲜的司令李奇微马上给两个司令员金日成、彭德怀写信，同意举行谈判。金日成首相、彭德怀总司令，我们方面同意，这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7月初，周总理找李克农和我去。很突然，我个人没有想到问题发展得那么快。他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一天，明天坐火车到安东（今丹东），接下来到开城，到平壤见金日成首相，准备谈判。我们问毛主席，准备去多久？他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毛主席的领导风格也很值得回忆。他说：有一篇赞成停战谈判的文章，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所谓社论，无非是讲我们的政治主张。他说：“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请你们吃顿饭，喝杯酒。”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7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叫《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当时估计，这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停火。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周总理赞成。周总理对毛主席非常尊重，通常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我第二天只带了个小箱子，外衣也没带，只有两件衬衫，两条裤子。周总理交代得很细。我的感想：毛主席是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周总理来抓。毛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的政策搞清楚，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周总理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了些必要的工作日志去。朝鲜开城这时正战火纷飞，我们当晚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美机就在头上飞。它照明弹一来，就完全掌握空中优势。我们从安东过江，几架飞机就飞来。我们入朝时很辛苦，说起来很感动，晚上看着路上的白光走，飞机一来就停下。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是不能开灯的。在开头的1951年，一有情况，车要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从平壤到开城走大路，经常要轰炸的。从平壤到开城去几部车，车上覆盖了白旗，像红十字会那样，表示你不要轰炸。对方从汉城出发，几辆车也挂白旗。我们到开城后，开始与对方接触。他们提出：开城说是在三八线上，实际上是我方地区。美方来要经过很长一段路，我们负责。当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一次谈判就在开城。他们先到临津江，过板门店到开城有十几里。当时双方都愿意谈判，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谈判开始后，7月初，出乎意料，问题就发生了。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一、停火；二、以三八线为界；三、释放战俘，三八线划为非军事区，就完了。这样一个估计，以为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因为双方已有谅解：马立克提出双方撤离三八线，李奇微也肯定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但美国马上提出不行，说三八线只反映了陆军力量对比，没反映美国在海、空军的力量优势。我们没有想到，马上报告中央，不能同意。周总理很快指出，要坚决打掉这荒谬主张。谈判一开始就遇到障碍。7月、8月，原来对方已同意开城是停战谈判地点，是中立区，不来轰炸的。可是，谈判碰到美国阻挠后，美军经常来到开城进行骚扰，一直发展到9月份轰炸代表团驻地了，主要是中国代表团的驻地。

我们原来以为问题搞清了，谈判可以结束了。美国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我们便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个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很快就看出：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因为他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到挫折，但不愿他们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向我们低头。这一点在电话里向周总理讲了。后来回到北京时，周总理当面讲：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他到开城来，他干不干？现在他果真反悔了，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一方面弄清是非，一方面又恢复谈判。从1951年底起，将地点从开城改为板门店。周总理指示的方针，这是比较小的事，但对外往往小事处理不好会影响大事。这是开始谈判时遇到的问题。

周总理：要打，陪你打到底；要谈，不能比我高一等，强加于我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一句话，美国人仍不服气。与此同时，战争没有停止，运动战结束了，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对方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得越来越严重。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什么文章。真正使美国人低头的，是停战谈判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不停息地给予重创。这点很重要。越南战争时主要靠这样做，终于把美国人挤走了。

停战谈判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战俘问题。这最初没想到。志愿军战俘的很大一部分，蒋介石将他们拐走，去台湾了。这个问题成为和对方争吵得很厉害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人不甘心。他没办法了，又不甘心。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这时美国要竞选总统了。第二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党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我们主张说：你不停战，我们奉陪。这时朝鲜战场局势还很紧张。美国方面、志愿军方面都很紧张。美国有一派主张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问题。谈判也停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还是争取谈判解决。周总理讲了几次：要打，陪你打到底；要谈，不能比我高一等，强加于我；如果这样，不行。我们谈判代表团到北京休整。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选，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他们又采取了一个方针。当时美国人在朝鲜死伤很大，准备停战了。1952年底、1953年初，周总理对我们说：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他不会同意你的。这年2月，开头是周总理要我们回来的同志先谈谈看法。当时美国的军方传闻：停战谈判先谈病伤俘交换问题。周总理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这谈判既是美国主动停的，那么也应由他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他如何做。到1953年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当时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美国新总统上台，采取新的方针；这面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当总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真正的活跃分子是他，他的意见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

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朝鲜战争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到4月份，美国方面正式提出，双方先交换病伤战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4月上旬，我们谈判组很快回去了。当然，根本的原因是战场上给了美国打击。尽管如此，从4月恢复谈判到签字，还过了三个月。有一场很有名的金城战役，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还有几个精锐师，局势才急转直下。

谈判的指导工作，从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直通代表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电话就不打，紧张时需要临时请示就打，是专用线，别人不能窃听，是苏联帮助搞的，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有时发生情况，周总理床头上也可以通。所有电讯，每天一份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国记者反应，我们的意见要给毛主席、金日成、彭德怀的，这些电报都先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毛主席和常委。日常工作由周总理直接处理。周总理说话总是提纲挈领，几句话就完。具体杂事，那就不胜其烦。战争要停下来，事情很多。我们管停战的有几个人、几个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对方经常发生违反协定的事件，要调查。特别是谈判结束时，7月后，每天晚上周总理都要工作到早上才睡觉。我们一般在他睡前给他打电话。有些事在文字上写不清楚，就在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周总理。他照顾毛主席，一般的事他办了，事后送毛主席看。从战争一下转至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总管家是周总理。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首相。

（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原来打算在26日签字，签字后双方都不能动了。军队都力求在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前方都按这部署。忽然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还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这打算。这时天已快亮，事情要拍板，彭总到开城去了，这电话由我管，周总理那么辛苦，刚睡了。但这事授权有限，彭总在也不能做主。杨尚昆同志接电话。我说事情很重要，不请示周总理没法办，我是万不得已才找周总理的。这时他常一天睡得很少，几个小时都不到，刚睡下又被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行动，只有把周总理叫起来，请示他。他同意了，马上发出一系列指示（26日凌晨发）。举这样一个例子，这些事不好麻烦毛主席，这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战略上的问题。

朝鲜战争打了三年，谈了两年，确实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工作中，和周总理的心血与操劳分不开。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我讲的只是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我们在停战后还待了一年，1954年才回国，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我讲的只是个轮廓，周总理的事情很多，正因为太多了，只记得突出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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