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当年马寅初没提人口论，没有计划生育，如今的我国会变成啥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子多福"几乎是中国人默认的生活哲学，家里娃多就是福气，国家也鼓励多生，"英雄母亲"是实打实的荣誉。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修铁路、建工厂、开垦田地，哪一样都离不开人。

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摸清家底，人口已达六亿，而仅仅三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亿四千万。

增长的雪球越滚越大，经济学家马寅初盯着这组数字算了一笔长账——若不加以调控，中国人口在几十年内可能冲破二十亿。这番"新人口论"当年并不讨喜，可历史最终把时间站在了冷静预判这一边。

不妨做一次反向推演。假如当年没有计划生育这道闸门，中国人口今天或许早已越过二十五亿的门槛。

耕地、水源、住房、学位、床位，每一项都要被摊薄；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这些命题，恐怕连起步的空间都挤不出来。参照邻国印度，其国土不及中国三分之一，人口已超过十四亿，就业、教育、公共卫生的紧绷状态肉眼可见。

计划生育让中国少生了至少四亿人，也为改革开放腾出了资源腾挪的空间。它当然不是完美的解法，但在特定的时代节点上，这是一次艰难却清醒的抉择。

如今二孩、三孩政策陆续放开，政策指针从"少生"调向"愿生、能生、养得好"，底层逻辑始终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得更有尊严。

只是时代的钟摆走到2026年，故事的另一面开始浮现：当"不让生"变成"不想生"，人口议题的落点，已经从总量焦虑转向了结构焦虑。

中国多地高校陆续开设以恋爱为主题的课程。武汉一所大学的相关课堂上人满为患，教室内座无虚席，窗外聚集了大量旁听的学生，有人甚至爬上阳台听课。

该课程以讲授恋爱的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上海一所知名高校的一位副教授也在开设类似课程，提出"爱情需要学习，幸福需要实践"，并把从相遇到告白的过程拆解为三次集体活动、两次单独的双人活动，以及最后一次单独的情侣约会等阶段。

这类课程走红的背景，是年轻人结婚意愿的明显下滑。中国一年的结婚人数已降至约683.3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几乎相当于高峰时期的一半。

结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与婚俗相关。按照中国的习俗，男方通常需要向女方提供现金和住房，这对年轻人构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围绕育儿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在快速扩张。中国设有专供产妇在分娩后集中休养的"月子"设施，产妇入住静养约一个月在当地是较为普遍的做法。

对高端月子设施的需求持续上升。在这类设施中，产妇可以享受类似豪华公寓的居住体验，婴儿则由专业人员24小时照护，相关服务按月提供。

其收费折合约每月140万日元至200万日元，除每日六餐外，还提供瑜伽、美容护理等项目。有入住者表示，孩子刚出生时自己无力每两小时喂一次奶，夜间几如噩梦，而在该设施内有工作人员专门为其一人服务。

随着经济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女性群体不断扩大，她们在自身和子女身上愿意投入更多。童装市场同样涌现出迎合母亲高端偏好的产品。

在中国拥有60多家门店的Miki House介绍，其最畅销的童鞋售价约2万至3万日元；另有定价在8万日元左右的衬衫等高端系列，采用严格挑选的材料和工艺，主要面向富裕阶层，据称在当地市场颇受欢迎。相较之下，普通价位的童装多在1万至2万日元。

有消费者表示，不会为孩子的相关开支感到后悔，经济上的宽裕意味着可以放心投入育儿。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因经济压力而不愿生育，或选择结婚却不生子，除非自身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多年轻人为减轻经济负担而推迟或放弃生育。中国一年的出生人口在建国以来首次跌至1000万以下。

曾经以独生子女政策等措施限制人口增长的中国，如今面临如何提升生育数量的挑战，并试图通过不同层面的措施遏制出生率下滑。在北京，不孕不育治疗已被纳入公共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有相关人群对此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