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的寒风裹挟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毛主席的专列缓缓驶入克里姆林宫。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三个月不到，毛主席却能亲自访问苏联，足以证明他对这件事的重要性，当然，毛主席此番赴苏联，主要是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为国家争取权益的重任。

图|黄逸峰

不过，就连毛主席也没想到，他此行最初并不顺利，斯大林避口不谈中苏条约，意在要维持1945年同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协议，毛主席感到十分不快，还曾气冲冲的表示：

“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一次晚宴上（也有一次说在闲谈中），斯大林似时有意谈起一件事：

“听说你手底下有个叫黄逸峰的人？”

毛主席一时没反应过来，新中国的干部成千上万，他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斯大林接着说：

“这个黄逸峰很厉害啊，敢瞧不起我们苏联专家。”

斯大林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眼神直盯着毛泽东。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毛主席没有当场表态，只是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虎口拔牙，历史上曾七次被捕入狱

这个能被斯大林记住的牛人，是个老资格的党员。

1906年黄逸峰出生在江苏东台一个商人家庭，他从小天资过人，仅用五年就走完了别人十二年的学业，1925年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时代的他已经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担任过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黄逸峰曾救过周总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周恩来被骗到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被师长斯烈扣押。

当天凌晨，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罗亦农焦急万分地说：

“周恩来总指挥被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请你立即赶到二十六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

黄逸峰接电后当即找到赵舒，一起赶往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在司令部会客室，黄逸峰看到周恩来正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斯烈的鼻子怒斥：

“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斯烈在周恩来的愤怒斥责下不得不低头说：

“我也是奉命的。”

黄逸峰见状马上跑到周恩来身旁护卫，赵舒则拉走了斯烈，晓以大义，动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释放。黄逸峰告诉周恩来已经带车来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周恩来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卡，回到了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这次虎口救险，深得党中央嘉许，时任总书记陈独秀专门接见了黄逸峰，表扬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大革命失败后，黄逸峰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到老家东台领导当地农民运动。

此后十余年间，黄逸峰七次被捕入狱。

1927年夏，刚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的黄逸峰便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好在当时他还名声不显，入狱两个月即获得保释。

1928年5月，刚调任南通特委书记的黄逸峰又一次因叛徒出卖被捕，并在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当时敌人把他从东台押送到南京，临别时还对乡亲们说：

“东台市我家乡，我人死魂亦归！”

黄逸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获释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流亡南洋期间，黄逸峰在暹罗又三次被外国当局拘捕，从南阳回国以后，黄逸峰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投入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中，1936年因组织领导铁路青年职工开展反贪污和抗日救亡活动第七次被捕。

七次入狱，三次被迫脱党又三次重新入党。这个从师范出来的“刺头教员”，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矢志不渝。

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

1938年夏，黄逸峰赴武汉寻找党组织，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他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这才又重新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逸峰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合法身份，到苏北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当时，苏北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李明扬、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各怀心思，陈毅指挥的新四军刚刚抵达立足未稳。

黄逸峰凭借自己的威望和蒋介石大印的委任状，单枪匹马周旋于各方之间。他劝说李明扬、陈泰运与共产党合作，实现了抗日统一战线。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取得胜利后第四天，“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宣告成立，简称“联抗”，黄逸峰出任司令员。

这支特殊部队以新四军和李、陈二部各一个连队为基础，不到一月官兵已过千人。黄逸峰奔走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曲塘和会”。同年11月，他被选为苏北第一届参议会议长。

1941年3月，经陈毅等人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联抗”历经四年艰苦斗争，于1944年10月完成使命后正式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

至此，黄逸峰这个离巢的乳燕才彻底归巢、

坚持原则，绝不退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黄逸峰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少将处长。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将军之一。

1946年7月29日下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铁路线上一个叫安平的地方，与我军华北的部队起了冲突，双方都出现了伤亡，史称“安平事件。”

在处理“安平事件”时，黄逸峰作为特别执行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运用大量事实揭露美军挑衅真相，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誉。

同年10月，黄逸峰赴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调查、处理“安平事件”的全部经过。听了汇报以后，周恩来对黄逸峰处理“安平事件”的才干颇为赞赏，并要黄逸峰写一个关于“安平事件”的总结报告和一个声明，准备对付美方代表马歇尔在此事件上对我方的攻击。

同年冬，黄逸峰离开北平，回到了山东，出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后又改调到东北。

1947年初，黄逸峰调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并兼任东北铁路学院院长、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辽沈、平津战役一触即发，前线粮草弹药全靠铁路运输。敌机盘旋轰炸时，他带着铁道纵队连夜抢修，在炮火连天中指挥运输。

不过，真正让黄逸峰的大名传到克里姆林宫的，是他和苏联人之间的一场“硬碰硬”。

当时，东北铁路由中国和苏联共管，苏联派遣了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双方第一次见面，就闹得不太愉快。苏联专家提出东北铁路的宽轨应该按照苏联的标准来设计，以便与苏联方面无缝接轨。黄逸峰当场顶了回去：

“既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建造，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设计。”

被反驳的苏联专家脸上无光，又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在国内检查过了，希望中国不要再检查。黄逸峰依然不让步：

“入境检查是国际惯例，并不是我们对苏联同志不放心。”

苏联专家更加恼怒，扬言说铁路建成后要拿走一半的收益作为报酬，这个傲慢无礼的要求自然又遭到了黄逸峰的坚决反对。

黄逸峰强硬的态度，惹得苏联方面不快。

一次宴会上，一名苏联顾问喝醉后公然调戏中国女服务员。黄逸峰当场怒斥，一把将人拉开。

这名苏联顾问恼羞成怒，回国后恶人先告状，添油加醋地向斯大林汇报说黄逸峰“蔑视苏联，故意羞辱苏联官员”，对自己的恶行只字不提。斯大林信以为真，这才有了1949年底毛主席访苏时那场“告状”。

毛主席回国后，特意向周恩来询问此事。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

“黄逸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不但不处罚，还要表扬。”

据在场的人回忆，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

“这样的人，还是要用。”

“黄逸峰事件”始末

不过，从以上这些事儿，也不难看出，黄逸峰本人是个急脾气，这个个性也对他后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央根据陈老总的建议，调黄逸峰南下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不料当时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把黄逸峰腿上风口浪尖。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校领导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文章末尾的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黄逸峰当时兼任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校方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以后，认为文中所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

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在听了汇报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

校方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的作者后，对其施加种种压力，逼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

《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信后，认为事态严重，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查这一事件。检查组进校以后，黄逸峰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检查组经过初步调查，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要黄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黄又拒绝检讨，将事情闹僵。

接着，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毛主席听到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

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为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

1953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决定》。

同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并公布了开除黄逸峰党籍的决定。

这就是五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

社论把黄逸峰作为有“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有“搞独立王国”、“反抗党的领导和分裂党”倾向的典型予以批判。

紧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大报相继转发了这篇社论。

上海、北京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文，声讨黄逸峰的“恶行”。在媒体的集中“轰炸”下，黄逸峰顿时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

3月3日，华东行政委员会根据政务院1月19日的批示，撤销了黄逸峰的本兼各职。

严格意义上来讲，黄逸峰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和他的脾气个性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黄逸峰事件”发生时，正值全国“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黄逸峰被拿出来当了典型。

不少资料里提到黄逸峰事件，都认为对他的失之过严。

到了1954年，毛主席说：

“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主席又提到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的问题。同年12月，黄逸峰也确于被重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黄逸峰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并出任副所长。

当时社会上对黄逸峰过去行为，仍有不少批评，黄逸峰本人也不接受，也拒绝做检讨，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不过，即便是遭遇到了许多批评，黄逸峰仍然做了不少工作，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黄逸峰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并第三次被开除党籍。

1977年12月，经中共上海“五七”干校委员会报上海市委批准，黄逸峰才又恢复了党组织生活。

1978年，已经73岁的黄逸峰受命恢复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短短三年内，便迅速奠定了上海社科院的科研基础，成就斐然。他潜心于经济史研究，著述颇丰，其《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

“同意恢复黄逸峰1941年重新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5年8月参加共青团算起。”

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都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当时追悼会上还有一副挽联，或可作为他一生写照：

一生为党、七次入狱，多灾多难，寸衷不变，如此坚贞人罕见

半世风尘、八年沉顿，斯人斯疾，回天乏术，而今老泪我独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