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三天的访问。就在她启程返德的同时，柏林传出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召集全体委员召开欧中关系指导性辩论，会后一名德国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德方“愿意探讨”加码贸易防御措施，同意商讨应对所谓“产能过剩”的相关举措。欧洲媒体将这番表态解读为德国立场的“变化”。

变化了什么？三个多月前，德国总理默茨结束对华首次正式访问，签订了包括联合新闻声明在内的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三十位德国龙头企业负责人随行。访问期间，中德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对经贸合作的核心定位——开放对话、公平竞争、相互开放市场。

从务实合作到“愿意探讨加码贸易防御措施”，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同一次访华，同一政府的不同面孔

要理解这道弯转得有多快，首先得厘清德国政府的内部权力结构。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在政府内部面对着来自绿党的掣肘。绿党掌控经济部、外交部和气候保护部，这些是对华政策的核心决策部门。关于绿党主导的涉华战略文件，德国媒体早有披露：一份长达100页的文件计划对在中国业务强劲的德国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减少对德中经济项目的政治支持。

这种内部分裂在默茨访华时就已暴露无遗。当时媒体报道，联盟党内部对华鹰派的外长瓦德富尔与温和派的经济部长赖歇针锋相对，执政联盟中社民党主张务实对话，而社民党与联盟党的摇摆态度又相互拉扯。这次“探讨加码贸易防御措施”的表态，正是政府内部对华鹰派的一种信号释放，其目标受众远不止布鲁塞尔，更是柏林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路线的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时间点。赖歇访华与冯德莱恩召开欧中关系指导性辩论几乎重叠。欧盟委员会发布会议纪要，首版明确写道“沟通渠道保持畅通”，而后续修订版却删除了这句话，官方解释是“因误读手写笔记所致”。这种“修订”本身所传递的信息，比任何官方表态都更值得玩味。

二、绿党的双重角色

绿党在德国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力，近年来呈现出“政出多门”的特点。经济部、外交部、气候保护部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华施加影响，彼此之间并不协调，甚至时有冲突。

前任经济部长哈贝克虽来自绿党，但其首要职责是维护德国出口型经济体的利益。2025年5月卸任前最后一次访华时，他在北京明确表示：德国政府始终将对华经济关系置于外交优先序列，国内工商界普遍视中国市场为未来十年最具确定性的增长引擎。面对记者关于欧盟对华贸易新规的提问，哈贝克直言“德国将是首个明确反对”的立场。

而在数月之前，绿党主导的经济部内部文件却描绘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图。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该文件提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应受更严格审查，并建议最迟从2023年起不再向中国提供发展贷款。这份长达100页的战略文件甚至做了令人意外的地缘政治预判——称中国最迟在2027年“收复台湾”，并据此认为德国面临被“要挟”的高风险。这种预判既是认知偏差，也为绿党推动对华经济脱钩提供了所谓“紧迫性”论据。

同一政党的不同代表人物，在同一个城市说不同的话——原因并不复杂。哈贝克需要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和德国企业界的现实诉求，而推动战略文件的是绿党内部的对华强硬派，两者在绿党内部并非同一拨人。这是“结构性两面性”的典型体现：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的两面性，而是德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不同派系在决策机制上缺乏统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德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摇摆于两个完全矛盾的立场之间：一个是务实经贸合作的需要，一个是价值观外交和安全焦虑的驱动。

三、企业界的真实算账

绿党对华鹰派有一个核心逻辑：德国应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以降低所谓“战略风险”。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给出了另一个结论：去年德企在华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50%，创下4年新高；同时，中企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投资来源国。

巴斯夫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是德企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大众汽车计划到2027年在华投资超过180亿欧元，聚焦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宝马集团在沈阳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已全面动工。这些决策显然不是被“要挟”的结果，而是基于市场回报的理性计算。

绿党的战略文件把“对华依赖”描述为一种单向的结构性风险，但全球供应链的现实远比这种描述复杂。中国不仅是德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也是德国工业上游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来源地。德国对化工、计算机和太阳能电池等关键产品类别“高度或严重依赖”中国，从中国进口份额至少为50%。在德国工业体系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前提下，把“降依赖”当成政策目标，实施难度远超文件作者的想象。

德国企业界对此心知肚明。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数据中，51%的企业呼吁政策支持以推动中德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工商大会和德国制造业联盟此前就多次公开反对政府层面推动的“去风险”政策，认为这些举措最终损害的是德国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议会与外交系统的错位

德国对华政策的混乱，最直观地体现在不同权力分支之间的分裂中。

五名德国联邦议院跨党派议员于5月底窜访台湾地区——这件事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五名议员来自基民盟、绿党、社民党、自民党和左翼党五个不同政党，名义上是“跨党派”，实则是一种政治默契的表演。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随即公开表态：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不是国家”。连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都提前发文警告，称代表团此行可能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出访“风险极高”。

这说明一个问题：连德国媒体和外交部都知道，议员窜访是红线行为。但即便知道，也阻挡不了他们去踩。原因在于，这些议员的行动并非政府行为，而是议会内部的“个体行为”。然而在政治实践中，议员的“个人行为”往往具有真实的政策信号功能——尤其当五名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共同行动时，这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范围，至少代表了议会内部相当一部分政治力量的共识。

外交系统说一套，议会系统做另一套。这既不是政府政策的统一表达，也不是纯粹的个人越界，而是一种“体制性分裂”。当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五名议员正飞往台北；当经济部长在北京强调对华经济关系是外交优先序列的同时，绿党主导的经济部正在内部推动对华投资审查升级——这种“同一政府、不同声音”的局面，正在系统性地损害中德关系的稳定性。

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德国的政治体制设计。联邦制下，议会、政府、各邦之间权力分散，对华政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合中枢。总理虽然在外交上有最终决定权，但在联合政府内各党都有自己的地盘，总理很难在所有议题上统一口径。这种制度性碎片化，在需要对外形成统一立场时，就成了结构性的弱点。

五、欧盟层面的放大器

德国的内部矛盾到了布鲁塞尔，会被进一步放大。冯德莱恩主导的欧盟委员会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一直比德国政府更加强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决定，就是在德国政府明确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

为什么？因为欧盟的决策机制给了委员会很大的自主空间。贸易政策属于欧盟专属权能，成员国可以表达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在理事会投票中，德国的反对票可以影响结果，但需要争取足够多的其他成员国支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比德国更接近布鲁塞尔，这使得德国在欧盟层面经常陷入少数派的境地。

德国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清楚这一点。他们不一定能改变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但可以通过在欧盟层面施加影响，绕过柏林内部的反对力量。所谓“愿意探讨加码贸易防御措施”的表态，很大程度上是说给布鲁塞尔听的——告诉欧盟委员会，柏林内部有人支持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这种“内部反对派借助外部力量施压本国政府”的操作，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

六、中国面临的真实处境

对中方而言，核心挑战不是如何应对德国的“强硬”，而是如何面对一个“自我分裂的德国”。外交层面的沟通可以谈，但议会行为和经济部内部文件的信号传导机制独立于外交谈判之外。一个结构性矛盾已经形成：经济上日益深入嵌合的两个经济体，政治上面临日益复杂的认知偏差和利益博弈。

德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短期内不可能消除。这是德国政治体制、经济利益结构、地缘安全焦虑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要这三个变量不发生根本改变，德国的对华政策就会持续摇摆。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德国企业不会因为政府的摇摆而放弃中国市场。资本趋利的天性，比任何政治文件都更加稳定。巴斯夫的87亿欧元已经落地，大众的180亿欧元正在推进，宝马的新工厂已经动工。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是德国对华政策最硬的底牌，也是限制政策走向极端的最大约束。

中德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否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之间找到平衡。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平衡正在形成。#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龙依依 媒体人 报社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