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叶坪村，一座谢氏宗祠。

祠堂正面的墙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并排挂着，画像上方是一颗红五星，下方贴着一副对联：“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前写着两行大字——“工农炮垒”“民主专政”。

就在这座供奉着谢家祖先牌位的祠堂里，610多名代表从各苏区、红军部队、国统区工会赶来，出席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政权，就这样诞生了。

“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这件事放到今天来看，很多人可能觉得顺理成章。但如果把时间拨回1931年，你会发现，成立这样一个全国性政权，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一个被推迟了四次的“建国”

“苏维埃”这个词是从俄文音译过来的，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这个词从此成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个念头很早就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到1930年全国已经开辟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遍布十余省三百多个县。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议题，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日程。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在当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然而事与愿违，一苏大会的召开时间被迫四次延期：先是推到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再推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又推到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最后才定在1931年11月7日。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改了四次，前后拖了一年半。这背后是国民党军队持续不断的“围剿”和封锁。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半里，赣南闽西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到一苏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覆盖赣南、闽西广大地区，人口约300万，中央红军连同地方武装共8万余人。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记载，一苏大会开幕当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长汀和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大会之所以能安然无恙，是因为会前做了周密准备——不仅对会场和检阅台做了伪装，在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搭了一个假会场来迷惑敌机。

一个刚成立的政权，连开个会都要用假会场来保命。这个细节比任何形容词都更能说明当时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

权力怎么运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国家权力体系。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权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设人民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发布法令和决议案。“一苏大会”时，人民委员会设有九部一局；“二苏大会”后扩充到十一部一局。

这套制度设计，从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到司法机关，层级清晰，职能分明。最高法院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地方各级裁判部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受同级苏维埃执委会指导，行使司法权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从1931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先后领导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选举严格按照动员、划定选举单位、选民登记并公布名单、推荐并公布候选人、正式选举五个步骤进行。许多地方选民的参选率达到了80%以上。

80%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看也不低。放到1930年代的农村，放到一个文盲率极高的社会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包括妇女——第一次拿起选票，第一次觉得自己跟“国家”这件事有关系。

有一个制度细节值得一提。苏维埃代表产生后，要向选民报告工作，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不称职的代表。凡苏维埃公民年满十六岁，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套逻辑很清楚：权力来自下面，代表要对下面负责。

当然，这套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远没有纸面上那么顺畅。党政关系、军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有大量摩擦和张力。但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权力运行逻辑已经在中国农村落地了。

毛泽东后来在“二苏大”的报告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这句话放在当时的语境里，不只是宣传口号，也是对那些刚刚学会用选票说话的农民的一种承诺。

打仗的军队是谁在管

一个政权能不能站住，归根结底看军事。

1931年11月25日，一苏大会闭幕后仅五天，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通令，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通令明确写道：“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这套架构是红军从分散的游击队向正规化军队转型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各地红军各自为战，指挥体系互不统属。中革军委成立后，红军实现了以战略区或独立战区为单位的统一指挥。

军区制度也随之建立。从1931年底到1933年，闽粤赣边军区、江西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粤赣军区、闽赣省军区相继成立，各军区统一指挥辖区内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

这种“军委—军区—部队”的层级结构，此后贯穿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发展历程。源头就在这里。

但军事体系的统一，解决不了战略路线上的分歧。后来的事实证明，中革军委的制度框架再完善，如果战略决策出了偏差，战场上的结果依然无法挽回。第五次反“围剿”中，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前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与国民党军队硬拼。结果是红军节节失利，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率8.6万多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三年执政，就此画上句号。

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政府怎么活下来的

打仗要钱，养兵要粮。苏区的经济条件有多差？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让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食盐、布匹、药品，什么都缺。

苏区的应对方式之一是搞合作社。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明确规定犁牛站的创立“一定要在农民群众自愿原则之下组织，苏维埃政府绝对不可强迫命令”，强调“自愿互利、等价交换”。

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苏区遍地开花。到1934年4月，仅兴国县就有1206个劳动互助社，22118名社员；72个犁牛合作社，股金5168元，耕牛121头。整个中央苏区吸收的各类合作社社员达到50万人以上，有些区乡全体劳动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

50万社员，放在300万人口的苏区里，相当于每六个人就有一个合作社成员。这个覆盖率说明，合作社不是做样子的。

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把苏区的经济构成讲得很清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私人经济只要不超出政府法律范围，就加以提倡和奖励。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

这段话在今天读来，有一种朴素务实的味道。一个被封锁的政权，没有条件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是生存压力逼出来的选择。

法律不只写在纸上

苏区在法制建设上做的事情，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颁布了宪法大纲以及刑事、经济、土地、劳动、婚姻等一百三十余部法律、法令、条例和训令，形成了初步配套的法律体系。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两部法：土地法和婚姻法。

土地法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并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基本原则，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婚姻法则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以及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

婚姻法的冲击力比土地法可能还要大。在赣南闽西的农村，包办婚姻、童养媳、买卖婚姻是千百年来的常态，突然有一部法律告诉你，婚姻可以自己做主，可以离婚，可以不再被当成物品买卖——这对农村社会的震动是根本性的。

苏维埃政权还明确规定，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0%。在土地分配中确保妇女的经济权益。苏区妇女在扩红运动中动员亲属参军，在经济建设中担负了80%的生产任务。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几乎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法律条文和实际执行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苏区一些地方对婚姻条例的执行也遇到过阻力。但方向已经明确了。

不只是“雏形”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外宣言，明确宣布反对一切秘密外交，主张外交完全公开。外交人民委员部是“九部一局”之一，也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前身。

一个困在赣南山区、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困的政权，为什么要设外交部？为什么要发对外宣言？因为它在向全国、向全世界宣示：我们不是“匪”，我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姿态本身，就是政治。

著名党史学者金冲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一个评价，我觉得讲得很到位。他从国体、政体、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五个方面对比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出的结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已有新中国的雏形。尽管它还不成熟，不完备，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新中国的基本特征在它身上已经有了。”

“雏形”这个词用得很克制，也很准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在战争缝隙中仓促搭建的政权，它的版图只有几个县，它的寿命只有三年，它面临的敌人比它强大几十倍。它的很多做法——比如照搬苏俄经验、过早宣布成立全国性政权——确实带有“左”的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完全成熟。

但恰恰是这种不成熟的尝试，为后来的延安时期、为最终的全国执政，积累了最原始的经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哪里来？从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来。人民政府的架构从哪里来？从人民委员会来。军队的指挥体系从哪里来？从中革军委来。

有些制度的种子，在它还看不见果实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今天回头看瑞金叶坪那座谢氏宗祠，它的面积不大，陈设也很简陋。但那扇门推开之后，走出来的是一整套延续至今的国家治理逻辑。一个政权可以在三年内被打散，可以被追着跑两万五千里，但它在制度上的那些摸索，不会随着撤退而消失。

瑞金改名叫过“瑞京”。后来红军走了，名字又改了回来。但那三年留下的东西，一直留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