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人口将跌破14亿，经济学家曾建议：若不征税就刺激富人消费

一组预测数字正在提醒所有人：中国人口的转折点比很多人想象中来得更快。经济学家李迅雷此前公开测算，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

与此同时，城镇化率虽仍在爬坡，但增速已明显放缓——2021年之后年均增幅由过去的1.4个百分点下滑到0.8个百分点左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迅雷抛出了那句颇具争议的话：如果无法对富人有效征税，那么至少要对富人进行有效的消费刺激，用这种方式撬动内需、扩大就业。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思路听上去多少有些"另类"，可如果把它和另一位经济学家任泽平的判断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两人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底层命题——人口结构在悄悄改写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房地产、消费、创新，每一样最后都得回到"人"这个变量上。

任泽平的态度很直接：人口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性问题，是决定基本盘的最底层因素，一切发展都要靠人，没有人就谈不上其他。他给出的一组数据足够让人警醒。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0至1.05，也就是说一位女性一生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而这还是在三孩政策全面放开的背景下取得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倒数。

横向比一比就更清楚。美国、法国的生育率大约在1.7左右，英国、德国约为1.6，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1.5以上，中国比欧美低了50%还要多。日本约为1.25，韩国最低，仅有0.7上下。

生育率为什么这么低？核心还是成本压得太重。东亚国家习惯"少生精养"，再加上生育补贴力度偏弱，年轻人自然算得清账。反观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因为把养育成本尽可能压了下来，生育率明显高出南欧和东亚一大截。

老龄化和少子化会连带出一串问题：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养老负担和政府债务的抬升、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下滑。毕竟创新终归靠年轻人，很少见有人在60岁以后还去创业、还去搞技术突破。

人口问题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此——它短期几乎让人感觉不到，长期却是最典型的"灰犀牛"，而不是"黑天鹅"。因为它可以被清晰地预见，正在一步一步逼近。

如果生育率长期停在1左右，未来5年、10年、20年将出现两个严重后果：一代人口直接减半，人口结构大幅恶化。相关人口研究机构测算，再过二三十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三分之一。

任泽平特别强调，人口问题真正要害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总量是10亿还是14亿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抚养比。

如果未来能从"一个年轻人养多个老人"变成"多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抚养负担就下来了，社会活力就上去了，创新才有可能，经济才能增长。中国正在吃最后一波人口红利，吃完就没有了；前面享受多大的红利，后面就要背多大的负担。

他还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观点：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根本上不是金融战败，而是人口战败。上世纪80年代，日本靠家电、汽车、半导体这些出口产品，一度对美国形成碾压式优势，9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外界习惯把日本失去挑战美国的资格归咎于金融失利。

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人口——日本几乎不接受移民，生育率长期只有1.2左右，就算没有房地产泡沫破灭，也已经缺乏继续挑战美国的底气。

回到房地产和消费这两个绕不开的话题，任泽平的判断是：房地产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

房价波动会显著改变居民的信心和预期，房子如果跌去30%，居民很难再有心思去消费。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讲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正是这一逻辑，也解释了日本三十年沉沦的深层原因。中国要让房地产止跌回稳，居民才能重建信心、形成良好预期，才有意愿花钱。

他建议加大消费补贴力度，其中生育补贴尤为关键，既是拉动当下消费的抓手，也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年轻的中年人基本不怎么花钱，老年人主要花在买药上，唯独在孩子身上，家庭最舍得掏钱。如果每月给一个孩子2000到5000元的补贴，一定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

对于消费占GDP比重的走向，他判断这一数字将持续抬升。

美国目前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78%，而中国刚刚过50%多一点，中国正在从依靠出口和投资的旧模式，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再平衡的新格局。

至于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占比长期低于欧美，他归结为两点：一是观念上，亚洲人偏好储蓄，日本人常常是带着一生的财富走进坟墓；二是社保体系仍处于"广覆盖、低水平"的阶段，重大疾病、子女教育对普通家庭仍然构成不小的冲击。

但他也强调，最好的保障归根到底是让人们看到经济增长的希望，只要相信未来的收入和就业会不断改善，人们自然愿意消费，也自然愿意生育。

面对企业端，任泽平的态度是清醒的乐观。中国有14亿人的大市场，虽然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结构性机会依然很多。

优秀的企业赚取利润，伟大的企业赢得人心。与其抱怨或悲观，不如看清变化、拥抱变化、抓住新趋势——悲观者往往正确，乐观者继续前行，世界终究属于长期乐观主义者。

把李迅雷和任泽平的观点摆在一起看，会发现方向惊人地一致。李迅雷所说的"若不征税就刺激富人消费"，看上去激进，其实指向的仍是扩内需这个核心命题：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如果能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或消费引导，让高净值人群把手里的钱释放出来，就能间接拉动就业和增长。

任泽平的补贴路径则从另一端切入——通过生育补贴、消费补贴让普通家庭敢花钱、敢生孩子，从源头上修复人口结构和消费信心。两条路径看似不同，落点却是一样的：让钱流动起来，让预期稳下来，让人愿意留下来、生下来。

对于普通人而言，房价涨跌、人口多寡都不是个体能左右的变量，真正值得关心的，是自己在这一轮结构变迁中站在什么位置——是否具备可以带得走的能力，是否身处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是否在有前景的赛道上积累经验。人口红利终究会退潮，而人才红利，才刚刚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