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丨毛泽东1949年2月26日信函解读（毛主席书信A1）

毛泽东书信手迹

　　周：

　　（一）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本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

　　（二）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请重印若干发给二中诸人。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早

　　1949年2月26日，河北西柏坡的清晨，依然寒气料峭。一封落款为“毛泽东”的字迹有力的短笺，被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信的内容极简，寥寥数语，涉及两件事：一是刘少奇修改的《政策汇编》，请印“清样”发给即将参会的“二中诸同志”；二是重印一月八日的政治局决议。这一天，距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仅剩一周左右。若孤立地看，这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份文件催办单。但若将其放回那个历史转折的放大镜下审视，这封清晨的信，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前夜，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底稿与心态注脚。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政策汇编》异乎寻常的重视。他不仅亲自定名（“似可用此四字为本书名”），且要求以“清样”形式提前印发。这部由刘少奇主持修改、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辑的文件集，收录了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107篇，涵盖军事、城市、农村、群众工作等八个方面。在那个信息传播远不及今日便捷的年代，将这样一部“工具书”列为会议首要学习材料，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在革命即将席卷全国之际，“政策”与“思想”的统一，已成为与军事进攻同等重要的任务。

　　当时的现实也的确如此。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新干部大量涌入，许多从乡村走出的战士一夜之间进入城市。面对工厂、银行、电灯和电话，仅凭过去的经验已不够用。农村那套“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如果简单移植到城市，极易破坏工商业，动摇新政权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本领恐慌”。他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那句著名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其底气，恰恰来源于此刻对这些“清样”的逐字推敲。将《政策汇编》付印，就是要在全党思想上拉起一根准绳，确保在接管城市、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再靠“摸着石头过河”的直觉，而是靠“按图索骥”的规范。

　　信中的另一项安排——重印“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则展现了党在重大转折关头决策程序的严谨与缜密。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政治局会议，由毛泽东起草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明确了“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并初步拟定了和谈、进军、政权建设等七项任务。这份决议，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前奏和骨架。毛泽东要求将其重印给全体与会者，绝非简单的程序性回顾，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热身”。他要让中央委员们带着前期的思考、带着对形势的判断，再次走进会场，用前一次会议的共识，去碰撞和催生下一次会议的更高智慧。这种从政治局到中央全会的递进式讨论，确保了即将确立的建国方略，不是仓促拍板的产物，而是经过充分党内民主酝酿的科学决策。

　　更有意思的是信中关于“清样”与“正式出书”的时间差安排：先印清样供讨论，待全会结束后“重校一次”再正式出版。这一细节，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领导人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清醒认知。政策不仅要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即便是在日理万机的决战时刻，毛泽东依然为真理的“校准”留出了余地。这种“先讨论后定稿”的做法，既是对与会者智慧的尊重，也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它不同于单纯的命令传达，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党内政治生活。

　　当我们把这封信与随后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联系起来看，逻辑便更加清晰。《政策汇编》的印发，是为了解决“会干”的问题；“一月决议”的重温，是为了解决“看清方向”的问题；而“两个务必”的告诫，则是为了解决“干好了之后还能不变质”的问题。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执政准备体系。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操心的，看似是纸张和印刷，实则是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这支队伍，在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是否做好了准备。

　　1949年2月26日的这封信，没有宏大的修辞，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务实的操作指令。但历史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最伟大的转折，往往隐藏在最朴素的文本里。那一日，西柏坡的油印机开始吱呀作响，印出的不仅是一份份文件，更是未来新中国的轮廓。这封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从西柏坡走向北平、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关口，是如何通过统一政策、总结历史、规划未来，来完成自我淬炼的。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比喻的那样，这是“进京赶考”前的最后一次备考。而那被反复校阅的“清样”，正是他们准备呈交给历史和人民的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