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LE
编辑丨云章观潮
镜头前,她们光鲜优雅,鲜花、掌声、重磅资源一样不缺;镜头后,包厢里的酒局却可能由不得她们说“不”。

红毯有多亮,饭桌下的拉扯就有多隐秘,那些难以启齿的妥协,从来不只是网传段子。
娱乐圈饭局潜规则背后,到底还压着多少没人敢讲的故事?

一场品牌活动的合影,让关于社交礼仪和身体边界的讨论再次出现。
2026年10月22日,上海一场意大利奢侈品牌活动上,刘涛与该品牌创始人合影时,对方在贴面礼之后,手从她的肩部滑落,长时间停留在腰胸之间的位置,合影全程几乎一直挽着她。

刘涛连续侧身、后退、调整站位,试图拉开距离,镜头前维持着礼貌的微笑,但转头瞬间笑容迅速褪去,身体紧绷、局促感明显。
同场活动中,陈都灵也被拍到被该创始人搂腰、贴身触碰的画面,过往出席该品牌活动的金裕贞、谷爱凌、李小冉等人,同样有过类似的被搂腰、被贴身接触的记录。

一次或许是偶然,反复出现就很难再用“文化差异”搪塞过去。
问题不在于哪一种礼仪更热情,而在于当刘涛至少三次后退、侧身,身体已经用最清楚的方式表达了不适,对方的手仍然没有收回去。

礼仪的本质是让双方都感到被尊重,而不是让一方在镜头前反复躲闪、另一方继续把手放在不该放的位置。
公开活动上的合影,至少还有镜头和围观者。

饭局、试镜和工作聚会通常更封闭,参与者少,过程未必留有记录,双方在工作资源上的地位也可能并不对等。
演员袁澧林2026年10月在社交平台发表长文《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披露入行后多次遭遇言语及肢体性骚扰。

为电影《电竞女孩》接受专访时,一位文化杂志总编辑坐下便用“坐枱”形容现场,她当场要求对方“闭嘴和道歉二选一”,对方选择闭嘴,访问在一种极其不适的氛围中继续。
她还提到,曾被男导演当面以性化的方式评价外表,被幕前人员在酒后用猥亵言语追问,更有一位男前辈在剧本完全没有安排的情况下,拍摄时直接强吻她的脸颊,事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袁澧林在文中特别指出,这些经历并非个别事件,而是反映了行业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不公。
当一个人掌握角色、合同或工作安排时,提出与工作无关的私人要求,其性质就不再是“热情”或“玩笑”,而是利用权力差距制造压力。

新人面前的机会来之不易,拒绝后会发生什么又很难预料,外界一句“你不愿意就走”听起来容易,落到当事人身上却可能意味着失去收入、合作关系,甚至被贴上“不好相处”的标签。
权力差距不会让越界行为变得合理,反而更说明规则和保护的必要。

关于骚扰和身体边界的讨论,常常停在事发的那几秒:当事人有没有立刻拒绝?旁边的人为什么不出声?
刘涛反复侧身、后退,已经是在当时情境下能做出的相当明确的拒绝姿态。

袁澧林当场呵斥对方“闭嘴和道歉二选一”,同样是一种即时反抗。
但问题在于,拒绝之后,有没有一个制度性的通道能让这种行为被记录、被调查、被追责。

《民法典》第1010条对此有明确的规范: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这意味着,组织方不能把责任推给个人去“当场翻脸”。
演出公司、剧组、活动主办方和经纪机构,应当有明确的行为规范与投诉渠道,让从业者知道遇到问题可以找谁、如何保留信息、后续由谁处理。

受害者可以向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会或更高层级提交书面投诉,要求启动调查,也可以向妇联、工会求助,这些机构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情况严重的,可以报警或提起民事诉讼。
投诉渠道的关键在于:接收人不能与被投诉者存在明显利益冲突,当事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调查应听取各方意见,不能因为有人提出投诉就剥夺其正常工作机会。

公众也能改变讨论方式,不要要求讲述者必须按照某种“标准受害者”形象行事,也不要因为某个人表情平静,就认定事情没有发生。
刘涛在镜头前维持微笑,不等于她接受了那种接触,袁澧林在长文里写下的那些经历,也不需要用“当时为什么没有更激烈地反抗”来重新审判一遍。

真正有效的保护,不是让所有人永远绷紧神经,而是让拒绝被听见,让求助有回应,让调查有程序。
镜头前的合影如此,镜头外的饭局和工作场所也一样:尊重不是额外的恩惠,而是合作能够继续的基本条件。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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