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前浙江省委书记，一生两袖清风，坚决不搞特殊化，享年96岁

浙江。地图上笔尖滑过江南水乡，偶尔落在会稽山脚、钱塘潮头，有人说，这里自古多英才。可谁又记得，上世纪初，这片天地的风吹得并不温柔？倭寇、军阀、饥荒、改朝换代，皮鞋踩着泥水，裤脚沾满灰尘。李丰平，就是在那一阵交不清的新旧账里长大的。很难想象，那时的学校到底教些什么，反正许多同伴都没等学成就被拉去填河筑堤——没人知道，第二天还在不在。

他不是那种天生的英雄，没赶巧生在名门，也没人为他铺路。他有点倔，不肯安静地活着，一心想着要做点什么。父辈留给他的，只有不断旋转的骄阳和田里的汗——连一两银子都不剩。十六七岁，躲过税吏，盯着黑板一天天描红，血色背景下那点理想，看起来简直不合时宜。可偏偏这么个少年，已经开始琢磨“国家”两个字怎么能落在每个村人的碗里。

他人生第一次真正下决心，大概是在烟火摇曳的夜晚。耳边传来楼外鞭炮，可那是地主家娶媳妇。李丰平一脚踢翻仅剩的凉茶，心想凭什么总要这样？共青团的旗帜，他没见过多少次，却早早把名字报上。队伍不大，时常提心吊胆，万一……但他没怕过。真到了二十岁，他握了那份入党誓词，声音还有点颤。可坚定的，不是手，是心。他不是将未来押给谁，而是自己咬着牙扛下的。

队伍里越走越远，方向模糊了，有人落队，有人背弃。生活的考验，比课堂上复杂得多。有天突如其来就进了牢，国民党兵来得快，搜得也利落。闭着气躺在冰冷地上时，李丰平脑子里乱成一团。也许再熬一会就天亮，可天一黑，墙外的狗叫像是催命符。他不知道党组织还在不在隔壁屋，却始终闭紧嘴巴。没有什么容易，也没有奇迹发生。只记得有人拖着脚步过来，丢下一块干粮。那时候希望是什么？就是一口馒头。

狱中日数急速滑过去，革命，革命，谁说得清。有人死在他之前，有人疯掉。李丰平默念誓言，咬碎牙吞下仇。他相信光——理由简单，也许很天真。他甚至不敢肯定还能不能出去。但出奇地，他还是等到了声音，党外的同志冒着风险，把他救了出来。那年天刚放亮，城市已经换了颜色，抗日的旗帜在最不起眼的胡同口升了起来。还没洗尽囚衣的汗臭，他就上了前线。回头再看，倒是觉得牢里的黑没那么可怕了。

真正的抗战是什么样？李丰平试过。他带着几个人，穿过稻田和炮火，最怕不是敌人，是饥饿。子弹没那么多，有时只剩一把刺刀。不睡觉的夜晚，大家围着篝火打盹，听别人讲家里的牛快疯了，昨晚又掉两头。有人裸着脚，冻得只想把腿切掉。前线多少美谈？细节其实很多都模糊了。只是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觉得后背发冷。明明战前还说要拼命，真到生死关口，谁还能爽快地选？这点不一致，大约每个人都有。

1949年落笔，新中国成立，杭州街头的春天像是忽然明媚起来。李丰平归于组织，任务一下接着一下。有时风头紧，时间急，嘴上不说，但大家眼里都焦虑。有一次，他在省里开会，席间饭菜很普通，餐盘斑驳。别人觉得习以为常，他却皱了下眉头。后来传出去，说李丰平太老实，连省领导都不见得有几顿好饭。他私下说，要紧的是后头百姓的饭碗。不假。下乡调研，他扛着背篓，裤脚卷到膝头，兴致来了还会站在田埂边叨念两句浙江话。谁来管，那是真管。

有媒体人回忆，李丰平进城后老喜欢盖章搞登记，把原本的作风带到干部会议上。经费紧张时，他发动员工收拾灶台，大伙就地煮饭，也不讲究。外界只觉得枯燥，他偏偏沉静，鲜有怨言。他也会气愤，有领导要求特供酒菜，他拧眉拒绝。有时候还真不好说，到底是苛刻了点还是公允。可至少那时候，没人敢当众阳奉阴违。浙江的经济，很难说是谁带出来的，但投资商记得——那个人不摆谱，不索要回扣。这点，挺稀罕。

只是高位并不总是那么光鲜。有官员落马时，李丰平公开谈话，脸绷得紧。他制定的约法三章，甚至对子女都一样，不许插手机关生意，不许靠父辈沾光。有女儿气得哭，“凭什么别人家的爸能帮忙？”他点根烟，只留一句“我不配你叫一声爸就够资格做坏事。”当下气氛僵住，一时复杂。其实他疼孩子——只是疼得不多说。这种自断后路，说起来光荣，真正落下来，冷清。家里节假日很少热闹，李丰平不避嫌，饭桌上夹起鱼肉就换话头。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太硬，甚至有点冷酷。好像一个人不能有软肋，扛得住才是伟岸？外界赞颂他“清正廉洁”，可难道管得太死，家中与外头都被隔了一层？谁真的愿意做被孤立的人？真理和温情能不能两全？这事到现在也说不清，或许，他自己心里也有点别扭。

当然，重点还是浙江的那股精气神。70年代末樱花盛开，他跑遍沿海县市，编制新政策，东拼西凑请企业来。太多次碰壁，一整天只见一个小老板，还被怠慢，他照样往下一个跑。没人知道，如今的浙江民营经济，到底有多少属于他的功劳。后来的数据都漂亮：1979年，浙江GDP增幅位列全国前列（权威数据可查）。可那年走进田间，还是一脚泥一脚水。要不是政令通畅，这种日子老百姓怎么能有今天的家底？如果不是被人以为天生乐观，他哪来这么多信任？

话又说回来，他一生总觉得“不走特殊路”，可孩子们，有的偷偷帮朋友引荐过人。被他发现，训了一顿。可可能私底下，真的有人心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格吗？未必每次都成标准答案。

为何如此坚持，对党至死不变？有人说那是信仰，有人说是习惯。他自己倒没说太多。“入党，就是命都押上”，原话没几个人听过。现在回头看，有多少是原则，有多少是不得已？说好听点，是清流，说难听点，是轴。可外人怎么猜得全？生活本就混杂，历史的光影条理不清。

也有干部说，李丰平最大的问题，正是“太不变通”，有时不懂巧妙应对复杂场合。他自己也烦，有些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没人帮着灵活转圈。他不喜欢拍桌子，却有时摔一次杯子，争口气，只怕道义不被辜负。这事，或许本就没赢者。

最后这几年，他渐渐淡出了公开场合。身体不如前，话少了。可碰到老人，就递烟，一笑了之。他经常自嘲“我其实没用，就是做得多了点”。有人要采访，他架走话头，说你们写别人吧，别老写我。他不爱留照片，有的腿还没站直，阴影压了一半。怎么说呢，有点像旧时农夫，下一年总比上一年更紧张一些，很多事他都不明说，只是做了。

到底什么最重要？信念、责任感，还是那一点点认死理的固执？答案也许没人说得准。有条消息在浙江政务网上流传，说到他曾经背着家里人把工资全用去资助贫困儿童。办公室小姑娘悄悄议论，觉得他心软。外人却断言，他一定很铁面无情。不同的嘴里，说出完全对立的话，没有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定论。究竟孰真孰假，看个人福气。

李丰平是时代的一部分，不过也是许多普通人中认真得离谱的那种。他不是传奇，也不是神话。生了一身毛病，做了一串硬事，留下了一地鸡毛。可偏偏就这样，把很多人感动得稀里糊涂。

故事就这样，开头谁也说不准结局，平凡人，也能有不平凡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