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韩氏帝王传略

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国土面积小，“北有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之固，西有宜阳(今属河南)商阪之塞，东有宛(今南阳)、穰(今河南邓县)、洧水，南有陉山”，地势险要，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身处四战之地，夹在强邻魏、赵、楚、秦之间，国力较弱。 据记载，韩氏历史上出现了十一位帝王（侯），以下逐一介绍：

（一）景侯韩虔 （？—前400年），姬姓，韩氏，晋卿韩武子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0年在位。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虔与魏斯、赵籍同时接受周王的正式册命而被列为诸侯，这一事件一般被认为是两个时代的分水线，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尽管这种观点尚有待商榷，但这一事件对于韩虔及其治理下的韩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韩虔并不是韩国的真正缔造者，然而毋庸置疑，诸侯地位的取得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据《水经·汶水注》引《纪年》所载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正是凭借这次伐齐之战的胜利，韩虔实现了先人未能实现的夙愿。从此，韩国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得到周王及其他诸侯的承认。它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二） 烈侯韩取 （？—前387年），景侯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87年在位。继景侯而立的烈侯，继续奉行三晋联合、一致对外的既定国策，他即位伊始，即和魏一起与楚争夺业已衰落的郑国。三晋联军奋勇作战，一直打到楚国的乘丘(今山东曲阜西北)。不过，双方的交战互有胜负。公元前394年，楚军攻占了韩国取自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三年后，联军又大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西南)。公元前385年，韩国攻取郑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在同年进行的伐宋战役中，韩军在宋国首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俘虏了宋君，这是烈侯在位年间所取得的最辉煌的军事胜利。 公元前380年，齐军猛攻燕国，在燕君的请求下，韩、赵、魏联合出兵援救燕国，在桑丘(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大败齐军。公元前378年，又与赵魏合兵攻打齐国，军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南)，烈侯卒。子哀侯继立。

（三）韩哀侯 （？—前374年），烈侯子，韩国国君。“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公元前375年，韩哀侯利用魏国攻楚而无暇顾及郑国的良机，一举攻灭魏国的盟邦，将国都迁到新郑(今属河南)。韩国灭郑，无疑影响了魏国在南方的利益，假如不是因为有重大军事活动而无法抽身，魏国肯定不会坐视不救。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灭郑，除抓住了魏国分身乏术的时机之外，还在于它占有成皋险塞。其实，早在三家灭智伯、将分其地之际，韩康子的部下段规就意识到成皋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力劝韩康子“分地必取成”，他认为一里之厚而p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如能采纳他的意见，则必定能取郑。尽管灭郑后的韩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相对于秦、楚、魏三国，它的国势仍是较小的。事实上，韩哀侯统治期间的韩国已经成为这三大强国攻伐扩张战略中首当其冲的对象，尤为致命的是，韩国国内局势因大臣之间的争权夺利而举步维艰，就在韩哀侯灭郑的第二年，未从胜利喜悦中清醒过来的他，竟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据(战国策韩策二》记载，韩严(韩山坚)与相国侠累(韩傀)争权结冤，于是韩严暗中指使聂政刺杀侠累，聂抵达韩国之 际，正碰上东孟之会，哀侯及侠累俱在，于是聂政持剑直入，冲上台阶刺韩，韩愧惶恐之中急忙避让，抱住哀侯以求保护，结果聂改一剑刺去，连同哀侯一起刺死，顷刻间两人都死于非命。此后，在韩严的操纵下，韩若山成为韩国的新君，即韩懿侯。

（四）懿侯韩若山（前376—363） ，哀侯子，韩国国君。依靠三晋联盟，连败秦、齐、楚的魏国日渐强盛，大有恢复晋国一统局面的野心，从而引起韩、赵两国的不安。公元前369年，魏国发生了公子缓与魏争为国君的事件，与此同时，从宋国来了一位名叫公孙颀的说客，他建议韩懿侯除掉魏罃，支持公子缓为魏君，并认为假如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韩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魏国。在公孙颀的游说下，心花怒放的韩懿侯邀请赵成侯共同出兵攻打魏国，联军很快就在浊泽(今安邑附近)大败魏军，魏罃也被困于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取得这场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赵国提出了一个处理方案：一是杀魏罃，立公子缓为魏国国君；二是在韩、赵两国各自割占部分魏国疆土的前提下，联军撤离魏国。应该说，赵国的处理方案是相当务实的。但是，韩懿侯却不赞同，他认为：如杀魏君，必定会被人说是残暴；割地而退，又会被人说是贪婪。基于此种考虑他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让魏罃和公子缓各得一半，魏国就被一分为二，不至于比宋、卫两国强，如此一来，我们就永无来自魏国的祸患了。在两种方案迥然相异、又没能达成第三种协议的情况下，韩赵不欢而散，先后撤离魏国。对此，司马迁评论道：“惠王(即魏)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尽管韩国在这一事件中一无所得，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韩魏双边关系的严重恶化。魏惠王在稳定政局之后，迅速反攻，在马陵把韩军打得落花流水。 公元前369年，韩懿侯与赵成侯又采取了一项联合行动，在这次目标一致的行动中，可怜的晋桓公被迁至屯留(今山西屯留南)，从此晋柞告绝。公元前367年，西周威公死后，公子根与太子朝争夺王位。在这一事件中，韩赵两国又联合出兵帮助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自此，东周公和西周公各自独立，以至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一周显王只能依东周以存身。 公元前366年，韩、魏在宅阳会盟，其意图似乎是为了缓和过于紧张的双边关系，但是，除了该年两国联军一度携手与秦军大战并败于洛阳之外，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效，而且就在次年，又发生了魏公子景贾伐韩事件，在这次战役中，由韩朋所率领的韩军在濮阳大败魏军。此后，随着魏国的渐趋强盛，三晋之间时有冲突。在公元前362年的侩北之战中，韩、赵联军惨遭败绩。

（五）昭侯韩武（？—公元前333年），懿侯子，韩国国君。昭侯初年，继续奉行亲赵路线，与此同时，随着魏惠王团结三晋战略的出台，昭侯也相应地调整了对魏外交政策，遂有公元前361年和前357年的两次韩、魏巫沙之会，时至公元前356年，昭侯更与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一起朝见魏惠王。不过，就当时韩国所面临的形势而言，显然不容乐观，尤其是西小邦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图强，国势蒸蒸日上，而且多次攻伐韩国，如前358年秦师败韩军于西山，前354年秦将公孙壮又率军来伐。在这种情况下，昭侯在公元前354年任用郑国京(今河南阳)人申不害为相，变法新政，韩国 由此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国力一度有所增强，以至于在一段时期内各路诸侯不敢贸然侵犯。 不过，在史家们看来韩昭侯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二是昭侯本人也缺乏足够的信心，未能倾尽全力支持变革。但是，以万乘韩国之实力，以昭侯之才智，“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的原因，应该不会如此简单。实际上韩昭侯君臣联手大倡其“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理想的视野，削弱了他们实现理想的力度，待到申不害一死，国势衰退的趋势也就无法遏止了。面对周边大国尤其是强秦的攻略侵吞，韩国不断丧师失地，毫无还手之力，在度过四五个胆战心惊的年头之后，韩昭侯终于撒手人寰。

（六）韩宣惠王（？—前312年），昭侯子，韩国国君。当韩昭侯死去之时，齐、魏、秦三国已经先后称王，身为万乘之国的韩国自然不愿低人一等，于是在公元前322年，宣惠王与赵武灵王会于区鼠，两人同时称王。但是，宣惠王的“身价暴涨”，并没能起到激励韩军士气的作用，在韩、秦边境，韩军依然“矢志不渝”地表演着丢盔弃甲的“好戏”，公元前319年，秦伐韩攻取鄢(今河南鄢陵西北)，其兵锋直逼韩都。 次年，韩与魏、赵、燕、楚等五国共同讨伐秦国，双方交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联军不胜而还。后年，秦军又败韩师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斩首8万，太子免被杀，大将申差韩被浮。公元前315年，秦伐取石章，次年又败韩师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以至于太子仓被迫入质于秦以求和。公元前312年，宣惠王薨，子仓立，韩国进入了襄王时代。

（七）襄王韩仓（？—前296年），宣惠王子，韩国国君。襄王践伊始，即命大将公仲朋攻打魏国的襄丘(今山东东明县西)。公元前308年 韩、秦会谈于临晋，在这次谈判失败之后，随即以兵戎相见，次年秦将甘茂攻取韩之故都宜阳城，韩相公仲侈被迫入秦求和。不久，韩国的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穰(今河南邓州)又相继论亡于秦。至此，韩国的西境及南境皆为秦所有，因而不得不依附于秦国，并在公元前301年随之攻打楚国。这次规模庞大的伐楚行动兵分两路：一路以秦庶长奂为主将，直取新城(今河南襄城)；另一路则以齐、韩、魏三国联军为主，由方城(今属河南)指向垂沙(今河南 唐河境)，韩将暴莺参与了联军的垂沙之役，并大败楚将唐昧。公元前299年，随着太子婴的去世，韩国发生了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立事件，两人分别得到齐魏和秦楚的支持，从争斗中胜出的公子咎，自然不满秦楚的表现，从而必然使韩、秦反目，与此同时，在秦国几遭不测的齐相孟尝君也很想一雪前耻，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遂有公元前298年韩、齐、魏联合攻打秦国之事的发生。三国联军在历经三年的艰苦作战后，最终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韩国因此重新得到了河外及武遂，这一胜利也是襄王践柞以来最值得骄傲的军事胜利，长期以来成为韩姓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襄王本人也因此备受尊崇。

（八）釐王韩咎（？——前273年），襄王子，韩国国君。逐年强盛的秦国，给了即位不久的韩釐王一个下马威，兵分两路的秦师于公元294年直扑韩国，结果是向寿攻占武始(今河北郸西南)，白起拔取新城(今河南西南)，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韩釐联合魏国于次年西伐秦国，然则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一战，联军一败涂地，不仅丧师24万，连韩军主将公孙喜也被生擒活捉，在名将白起的率领下，秦乘胜追击，横渡黄河，一举攻取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直至乾河(今山西翼南)的大片韩国领土。伊阙之战的败绩，无疑是韩釐王恶梦的开始，此后，韩国几平成了秦军的练兵场所。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公元前291年，宛(今河南南阳)、邓(河南孟县西)沦陷。这两个冶铁手工业基地的沦陷，对韩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次年更被迫将方圆200的武遂割让给秦国。公元前286年，韩军再次被秦军大败于夏山(今河南县西)。万般无奈之下，韩国只得再次依附秦国以自存。祸不单行的是赵、魏两国也来趁机打劫。公元273年，赵魏联军直逼韩国都城，只是在秦军的援助下方才逃过此劫。同年，釐王薨，继之而立的是其子桓惠王。实际上，在承受了一连串的对外战争的残败之后，韩国的国力和地位已经是每况愈下了。

（九）韩桓惠王（？—前239年），釐王子，韩国国君。韩随着楚、齐两个大国的衰落，一枝独秀的秦国更是野心勃勃地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尤其自范雎主持赢秦的外交事务以来，根据远交近攻战略的规划，将进攻重点指向三晋，韩国更是首当其冲。在秦军强有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的韩军根本无法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因而国土面积的逐年缩小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前265年、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及高平 (今河南孟县西北)失陷；从次年起，秦武安君白起连续5年伐韩，先后攻占经域(今山西曲沃东北)、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猴氏(今河南师南)等地，时至公元前259年韩国的上党郡尽为秦国所有。此后，韩国失地丧师的进程进一步加快，阳城(今河南登封南)负黍(登封西南)沦丧于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49年又失去了成皋(今河南荣阳西北)和荣阳(今荣阳东北)两大重镇。公元前248年，病急乱投医的韩植惠王派水工郑国出使秦国，为之开凿郑国渠，以期达到疲惫秦国、使之无力东伐的目的，未料画虎不成反类犬，致秦军更疯狂的进攻，公元前244年秦将蒙骜攻取韩12城。三年后，韩国作最后一搏与赵、楚、魏、卫联合攻打秦国。可笑的是，这群乌合之众在秦军的反下，兵败于秦蕞(今陕西临潼 北)。公元前239年,，韩桓惠王终于带着36年丧权失地的莫大耻辱远离了尘世的烦脑，留给其子韩安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十）韩王安 （？—前226年），桓惠王子 ，韩国末代君主。 作为韩国的韩王安，于公元前238年继位。其时已是战国末期，秦国已呈兼并六国之势。故韩王安在位期间，根本无力抗拒强大的秦国的连年进攻，不得不惟秦国马首是瞻，战战兢地等待着亡国钟声的敲响。公元前233年，兵临城下的秦军，不仅迫使韩安乖乖地派遣韩非入秦，而且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两年后，韩国又被迫将南阳地献于秦国，但仍然不能满足秦王的欲望。公元前230年，秦将内史腾率兵攻灭韩国，俘虏韩王安，并在原韩国境内设置了颖川郡。古道逶迤，衰草披离，在杂沓的马蹄和滞重的车轮声中，韩王国陨落了，陨落在统一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年代。公元前226年，韩王安薨，据高敏先生考证韩王安之死，与同时发生的新郑之乱存在着内在联系，或是韩王安暗中策划了这一叛乱，或是韩国贵族利用韩王安的名义发动了反叛，正因为如此，以至反叛失败后，韩王安或畏罪自杀或被秦朝处以死刑。从此，亡国丧家的韩姓，由贵为王侯的至尊地位逐渐向庶民滑落。

（十一）韩王成 （？—206），桓惠王之子，原为韩国公子，号为横阳君。其父为韩襄王之子公子虮虱，曾两次图谋争立为太子，均告失败。因此，横阳君韩成不是韩国王族的嫡系，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与韩王之位无缘的。但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被秦所灭的各诸侯国贵族纷纷乘势而起的时局中，横阳君韩成竟然也有了封王的天赐良缘。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揭竿而起，韩国旧贵族张良也聚集了百余人，投奔了刘邦 ，后又随刘邦加入项梁的队伍，并竭力劝说项梁立横阳君韩成为韩王，得到了项梁的首肯，即设法找到韩成，立为韩王。张良则被任命为韩司徒，奉命与韩王成一起率众千余人西攻原来的韩地，与秦军周旋于颍川一带。及至刘邦势力渐强，张良又率军跟着刘邦，攻下了韩地十余城，韩王成受刘邦之命留守阳翟。楚汉之争揭开序幕以后，刘邦退往巴蜀，张良未随刘邦前往，而是回到了韩地。但张良的举动已经激怒了项羽，而且使韩王成也受到了连累。虽然项羽入关封王时，仍然封韩成为韩王，令其统领韩国故地。但不久就以未随自己入关及没有战功为借口，不让韩成前往韩国故地，又将他贬为列侯，夺去了他的封地，并挟迫他与自己一同回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公元前206年,齐王田荣起兵反项羽，项羽率军东击田荣，因担心韩成也谋反，就在出兵前将韩成杀死于彭城。对于韩成来说封为韩王只是昙花一现,，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资料来自《中华韩氏通鑑》及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