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知名媒体人 赵刚

孩子想与我一起去看电影《南京照相馆》。她的表情很严肃，眼神中并没有平日对暴力、血腥的恐惧与畏缩。我和孩子很喜欢历史，历史呈现的血淋淋的事实可能是一页书、一个镜头，瞬间掠过的却是几十万同胞的生命，四万万人的卑微、屈辱，一个古老民族永远的伤痛，当然，还有自诩为“优等民族”的屠刀与狞笑。八十年前后的中国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01 迟到的“道歉”：强盗的文明

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惊世之作《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道，“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这里的“西方”也包括被西方征服后迅速崛起、并“脱亚入欧”的日本。

不过，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列强开始了殖民掠夺，他们建立的原始积累初期的“工业文明”以及早期全球化格局，与多年后 “夹着皮包又回来了”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简直就是嗜血残暴的游牧文明。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统帅之一的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布鲁斯为了让清政府屈服，扩大殖民范围，下令火烧大清皇室的行宫圆明园。对东方奇珍异宝垂涎三尺的文明世界的士兵们，为大肆劫掠中的分赃不均而相互辱骂、扭打、甚至兵戎相见。

那时，只有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站出来痛斥：“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多年后，英国人用一次近乎疯狂的集体无意识忏悔印证了工业文明罪恶的阴暗面。

2020年6月，牛津大学校园人声鼎沸，数百名大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校方推倒西塞尔-罗兹的雕像。西塞尔-罗兹是牛津校友，他曾在非洲代表大英帝国大肆殖民扩张，如今他“彪炳史册的功绩”已经秒变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双重罪状。就连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塑像也要被推倒，在英国官方强行制止后，仍被喷了涂鸦。

那段时间，“黑命贵”（Black Life Matters，简称BLM）不仅仅是标语、口号，在英国大学，黑人作业不及格、考试挂科，可以指责、甚至控告老师种族歧视，讲师、教授斯文扫地，在学生山呼海啸的反对声中，与校方一起战战兢兢地出面道歉。

英国大学在为二三百年前野蛮的文明买单吗？西方人重视处理与非洲裔黑人的关系，但他们什么时候向奴役过的中国人道过歉？

02 暗红色的长江：从一个法西斯铁蹄下逃出，乞求另一个法西斯庇护

师从欧洲的日本自然也不会道歉。也难怪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工业革命触发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式高速发展，把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人民、市场统统纳入近现代全球化的轨道，率先掌握军事话语权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征服、压榨、奴役，他们的强者逻辑充满了对弱者的不屑。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军南京大屠杀不过是77年后的又一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浩劫是工业化基础上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丧心病狂地碾压。

根据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记述，1937年12月17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入城式后，当着日本皇室成员、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的面，对部下军纪废弛、滥杀无辜的行径大发雷霆。按张纯如的说法，朝香宫鸠彦是否下达过屠杀所有国军战俘的命令已经无从考证，但无论是朝香宫鸠彦，还是松井石根，都在纵容、默许攻入南京的第116师团、第6师团“打击中国人抵抗意志”的杀戮。

松井石根的愤怒更多来自日军暴行被英美媒体曝光，让大日本帝国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

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肮脏、野蛮、血腥。鼓吹“皇道乐土”的日军在草鞋峡一次性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就达5万7千人，尸体被焚烧后掩埋，或直接投入长江，江水被染成暗红色。

日寇的无差别暴行使当时的中国首都成为惨绝人寰的炼狱。令人唏嘘的是，德国纳粹党成员约翰-拉贝出于人道，自愿留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解救中国难民，上演感动世界的中国版“辛德勒名单”。

在影片《拉贝日记》中，身处绝境的中国人哭喊着聚集在一起，被巨大的纳粹党旗覆盖，躲避日军的轰炸。

从一个法西斯的铁蹄下逃出，乞求另一个法西斯的庇护。

03 习惯性屈服：民族救亡与社会制度变革

中国近代史是民族救亡与社会制度变革的双重变奏，也就是抗击外侮与西学东渐的双向悖反的矛盾统一。

其实，20世纪初梁启超才首创“中华民族”一词，替代汉族中心论的民族观。

我们民族自发的凝聚力并不是很早就形成了，每两三百年的王朝更替，让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感、文化感消磨了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所坚守的抗争。

即使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之秋，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士人、官员开始大声疾呼，筹划救国之路，而广大民众的参与率是极低的。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民族性是社会中上层觉醒后的推动。

在民族性缺失的背景下，制度性压迫对中国人的奴化作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古老的农耕文明以及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约束下，中国人的生存取决于强权的恩赐，他们习惯于听命于当权者，慢慢失去了自我意识，甚至自我保护能力。

张纯如在她的名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中记载，日本军队对中国战俘苟且偷生、跪地乞怜的奴性极为震惊，进而产生了厌恶与蔑视，强化了他们被军国主义灌输的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的杀戮更加肆无忌惮。

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有组织的反抗少之又少。我们习惯了。

04 文明的演进：我们该怎么办？

抗战结束后，松井石根被处以绞刑，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被枪决，朝香宫鸠彦被剥夺王室尊号，但逃过了军事审判……

野蛮工业文明的帝国主义形态土崩瓦解，复辟专制集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被世界大战所吞噬，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经历了无序膨胀的资本主义发展格局，终于开始向现代文明迈进。

从1840年到1949年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与奋斗之后，中国迎来了血与火铸成的民族独立，并效仿苏俄，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制度，封建专制从法律层面被废除。

不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如社会学家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的评论，中国“威权社会”的统治严密程度达到历史新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官僚网达到社会底层，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甚至每一个人都在无所不包的官僚组织控制之下。

因此，中国民族性的凝聚力达到历史高度，与权力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有直接关联，而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随着主动全球化而实现的。

所谓主动全球化是中国在苏联垮台后，主动寻求高度市场化改革，并成功衔接国际产业链，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完成工业化转型。

当今的工业文明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与全世界的再次融合，从野蛮的殖民掠夺走向文明的互补式合作，历史跨越了200年的进程。

从二战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到1980年代短暂的美日争雄，再到21世纪的美中竞争，中国在享受工业文明红利的同时，又开始了新的国际定位。

野蛮的苏式工业文明已经被苏联人民所淘汰，中国的工业文明虽然没有像二百年前的西方去奴役世界，但对本国人民的剥削程度不可谓不高，又受到权力挤压而无法真正市场化，向着官僚资本主义化演变，滞胀严重，很难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治理方式和意识形态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需要从根本上摆脱苏俄模式的困扰，走向真正的市场化，并修正“零和博弈”的狭隘竞争战略，进而融入主流世界的经济、贸易、文化大循环。

05 尾声

电影《南京照相馆》引发的舆论浪潮前所未有，多少人在目睹南京陷落后自己的同胞遭受屠戮、凌辱的情节后痛哭失声，他们甚至群情激愤、高喊口号，还没有进电影院的我，被这些视频中的片段所感染，几度泪如雨下。

我会与爱人、孩子一起去看这部影片，与此同时，借助情绪价值，我又一次深入思考了南京惨案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联系，工业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路径选择，以及其间中国民族性、民族独立与制度选择的矛盾。

中国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走过很多弯路，被早期的野蛮文明征服过，被工业化基础上肆意膨胀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蹂躏过，被苏式工业化束缚过。

一个超长待机的古老民族，为文明演进、升级所付出的代价、遭受的屈辱、经历的劫难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

1937年的南京留给我们的是一段中国近代史、工业文明史、社会制度史的交集，当然，也必然是一部中国人亟需的自我反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