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烛火不熄，信仰长明

来源：【党的生活】

东北烈士纪念馆内的雕塑《理想》 李星男/摄

东北大地上的雪换了八十茬，密营的篝火早已化作城市的灯光，这光亮投射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一幅名为《理想》的油画上——画中，东北抗联领导人之一的魏拯民坚毅的目光透画而出，如同淬火的战刀，劈开了时光的记忆。

长白山巅、密营深处，风雪中、窝棚旁，英雄的身上洇出一抹追忆的光，时而晃动成从事地下工作时昏暗的烛光，时而跳跃作雪夜宿营时噼啪作响的篝火，时而摇曳成在密营养病期间仍奋力工作时的松明灯……这抹光，最终定格为燃烧着理想与信念的精神火炬，照耀出魏拯民为党战斗到最后一息的人生轨迹。

三千里路，绵延家国之志

1936年，正月，山西屯留。

每逢佳节倍思亲。关宏元老人用颤抖的手，又一次展开了儿子关有维（魏拯民原名）那封从东北辗转寄来的家书：“父母双亲台鉴：……甚念！离家时，吾儿宏伦才三十个月……自古忠孝，很难两全……”一句“自古忠孝，很难两全”，饱含一名共产党人的家国深情，让关宏元忍不住老泪纵横。

从山西到黑龙江，三千里的距离。关山梦断书难寄，关宏元不会想到，他那个记忆中文质彬彬的儿子，已成长为东北抗联的中流砥柱，手中的笔早已化作钢枪，射出复仇的子弹，发出“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少年时代，有维亦有为，他认为：“在世间为人，总得有为国为民的志气，不得遇事坐视旁观，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五四运动新风吹拂，报国萌芽渐长，学生运动的淬炼让他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党的主张如烈火燎原，爱国热忱愈烈，革命熔炉的锻造让他坚定了信仰，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如一声惊雷震碎东北大地，正在关内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关有维，将对国家、对民族、对同胞的深切牵挂，化为激昂的笔墨，一连向党组织写了三份决心书，坚决要求去东北与日寇作战。

三份决心书最终化作了一张前往东北的火车票——1932年5月的哈尔滨火车站，蒸汽火车的白雾混合煤烟弥漫整个站台，关有维的身影在烟雾中渐渐模糊，再出现时已是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志的魏拯民。

春夏之交的哈尔滨虽早已冰雪消融，然而在日伪的统治下，城市沦为了黑暗的牢笼，弥漫着冰冷的气息。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魏拯民，始终忙于革命工作：白日里，他孤身深入工厂、学校，进行演讲宣传，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民众中；当暮色漫过松花江铁桥，他便潜行于街巷，将党的秘密指示传递给每名同志；即使回到住处，他仍舍不得歇息，那些连夜撰写的文件、报告，被锻造成穿透暗夜的光。昏黄的油灯摇曳，在墙上留下了魏拯民为党努力工作的剪影，“忠诚”二字在光影交错间生长为具象的力量。

日伪军警宪特为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之火，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1934年4月，魏拯民和董秀珍假扮夫妻拍摄的“全家福” 资料图

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此时的魏拯民正乔装成工人，住在铁路工人刘寿山家里。为了应对敌人，善良的刘寿山、董秀珍夫妇想出个妙计——他们拉着魏拯民去了照相馆，镁光灯闪过，董秀珍抱着女儿小秋，宛若妻女，依偎在魏拯民肩头，“全家福”就此定格，并被放大挂在了屋内正墙上。正是有这张照片当“幌子”，魏拯民才一次次有惊无险地躲过敌人的入户搜查。

随着斗争形势越发恶劣，1934年冬，魏拯民撤离了哈尔滨，前往东满开展武装斗争。开启新的征程前，他与刘寿山、董秀珍夫妇珍重告别，并带走了那张“全家福”作为纪念，黑白的光影里满是红色的记忆。

临行前，想到离家多年，魏拯民提笔写下那封家书，思亲之情和报国之志，跃然纸上。

接到家书后的关宏元思子心切，循着寄信地址去找儿子，临走时还按老妻的嘱咐，特意给儿子带上两瓶山西老醋。

颠簸了三千里路，思念却成遗憾。他不知道，此行去东北，他与儿子擦身而过，往后余生，他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儿子了。

三千里的距离，隔开了父子的生与死，但隔不断儿子心中的家与国。

六载春秋，孕育长白火种

长白山深处，密营旁熊熊燃烧的篝火，照亮了战士们围坐的身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抖了抖他珍爱的桦树皮课本上的积雪，继续用炭条笔在上认真书写：“革命就像一座炼铁炉，是铁就越炼越坚硬，是渣滓就一定被抛弃！”

这是用信仰焐热的课堂，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寒冬里，党的思想如同一簇跳动的火种，在东北抗联战士们冻裂的掌心中、在冰天雪地中搭建的简陋窝棚里、在浸透霜雪的破军衣下，悄然植下滚烫的根系。

炭条笔在桦树皮课本上写下的，不只是蜿蜒扭曲的字迹，更是魏拯民在每道笔画里努力刻下的永不偏航的路标。

党之所指，就是路之所向。初到东满，迷雾重重，“左”倾关门主义正扭曲着革命的航向，“肃反”扩大化的阴云压得人心惶惶，队伍内部思想混乱、派别林立，哗变的暗流翻涌。新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魏拯民踏足这片土地时，就以铁一般的决心坚决贯彻《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变过去所执行的“左”倾路线，“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

在势如累卵之际，魏拯民起草《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一切力量协同作战。行军中、篝火旁、松明下，魏拯民为消除各个派别对党的政策的误解，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各部，送还被革命军缴去的枪支，与他们亲切长谈，将“一·二六指示信”逐字逐句向对方解读。

“凡是抗日的就是朋友，凡是亲日的就是敌人。每个抗日的人我们都要结为兄弟。”在他的努力之下，最终，同志们重新握紧了彼此的双手，曾经岌岌可危的东满抗日局势，迎来了破茧重生。魏拯民接连组织攻打抚松县城、突袭抚松县小汤河等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秋冬季“讨伐”。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山林，一个新的明天到来了——1936年，魏拯民率部与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联第一军胜利会师。两个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时刻把党的领导放在部队建设的首位——“部队的坚强与否是要靠党的工作如何而定，党是生命线。”

为了推动全军指战员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魏拯民亲自编写政治读本，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笔墨，就把树枝烧成炭条。白天，游击战争的枪声如鼓点密集，袭击敌军据点，破坏敌军设施，大批日伪军倒在第一路军的枪口之下，令敌人闻风丧胆；夜晚，密营里传出琅琅书声，“革命者不是莽夫，要在群众中种下火种”，随营学校这座红色熔炉，用思想武装把每一名战士都锻成革命需要的钢铁。

然而，六载翻山越岭的行军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让钢铁之躯也难以承受。魏拯民的身体渐渐地垮了下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胃病和心脏病，犯病时经常昏倒过去。“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有病。”疾病没有打垮魏拯民，他利用一切时间编写政治学习课本，亲自给战士们讲课。

密林深处，魏拯民带着队伍穿行在冰天雪地之上，那沙沙的行军声，仿佛战士们仍在默读着魏政委的政治课。

魏拯民（右二）和战友们在一起 资料图

九地之下，埋藏信仰密码

1940年4月的夜晚，长白山密营万籁俱静，耳边回响着战士们熟睡的鼾声，一闪一跳的松明灯下，魏拯民正在奋笔疾书，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给党中央写信，但由于当时敌人的层层封锁，这些信并没有送到。他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写道：“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强忍着久病的不适，魏拯民又提笔继续写道：“尽管敌人对我们疯狂进攻，但我们仍然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打击了敌人的一切毒计，我们是愈打愈坚强的。”

然而，这份革命乐观精神却是在痛苦中孕育的。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战死濛江（今吉林省靖宇县），魏拯民拖着病体独撑危局。不仅如此，当敌人的围追堵截将密营变成了孤岛，部队失去了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魏拯民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孤寂和苦闷。然而，即使看不到从外面透进的光亮，他依然向着自己心里的光明前行。

杨靖宇牺牲的一个月后，大马鹿沟一战中，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全歼日军一百余名，在战斗的最后，部队向日军发出招降的号召，日军指挥官在自知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与部下互刺而死。第二天傍晚，增援日军到达，看着眼前的惨景，“忍不住有归国之叹”。

“以魏参谋长为首，装备最为优良的共匪部队仍在执拗地对开发工作进行袭扰。”《大阪日日新闻》里满是对魏拯民的忌惮，东南满地区的治安可以“彻底明朗化”的痴梦终成泡影。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魏拯民融入血脉的忠诚，在寒冬的淬炼下愈发坚韧，成为他在绝境中坚守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绝地反击的重要武器。

“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面对强敌、饥饿、严寒、伤病、牺牲，魏拯民从不畏惧，他要在黎明来临之前，努力燃烧自己，给这黑漆漆的天地一抹亮光、一丝温暖。

在阴冷潮湿的地窨子中，魏拯民的疾病持续恶化，但仍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同志们心疼地流下眼泪，他却安慰大家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

入冬，魏拯民病情愈加严重，再不能随部队活动，只好留在桦甸县牡丹岭密营中养病，利用养病的时机发奋工作。夜里他让战士们休息，自己一边看炉子一边工作，有时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警卫员和身边的同志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不得不把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然而，魏拯民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他决心争取时间，更多地为党做些工作。他恳切地对同志们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

1941年年初，凛冽的寒风掠过密营，32岁的魏拯民再无法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弥留之际，他将在密营中写下的大量工作报告和战斗总结交给了警卫员，嘱咐他“千万把这包文件交给党组织”。剧烈的咳嗽带出大量鲜血，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说：“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

这是一名战士的生死遗言，更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忠诚誓言。

长白山密营遗址旁，苍松犹劲，如同魏拯民不灭的精神——当年他播下的信仰种子，如今已长成庇荫后世的精神森林。

（来源：《党的生活》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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