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西南边陲，硝烟未尽。

在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里，一个曾经在讲台上高谈阔论的黄埔教官，却成了昔日学生军靴下的俘虏。

两代军人，一次重逢，陈赓笑问：“老师，学生这一招怎么样啊”。

这位老师是谁？这又是一场怎样的风云？

云南王

1949年12月的昆明，街巷之间，议论声低沉，人们在米铺、茶馆、城墙角的暗影下交头接耳，谈论着一个名字——卢汉。

这个曾在云南叱咤风云的“云南王”，正悄然改写属于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的命运走向。

彼时的卢汉，并不只是国民党西南一隅的统兵者，更是一个身处夹缝的决策者。

他的每一步走向，不仅牵动着滇中百万人的安危，也成了国共双方在西南最后角力中的关键棋子。

从1949年夏起，国共之间的对抗形势已然一边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摧枯拉朽，彻底打碎了蒋介石苦心维系的防线。

在华东和华中相继解放后，国民政府退守西南，意图以山高林密的地理优势筑起最后的屏障，负隅顽抗。

这时的蒋介石不再是南京城中意气风发的“总裁”，而是一个孤注一掷的政客，把希望寄托在残存的几位地方势力身上，其中就包括了卢汉。

但卢汉不是蒋的嫡系，更不是一个甘心为“党国”殉身的死士。

他看得比许多人更明白，也更实际。

凭他手头那点兵马，未必就能守得住昆明，若是负隅顽抗，这样的代价自己承受不来。

于是，他开始暗中与中共接洽，一边高举“固守滇中”的旗帜，一边为“和平起义”悄然搭建舞台。

中共方面极为重视这次“和平解放”的可能性。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49年12月9日。

这天傍晚，卢汉面无表情地走进云南省政府的会议厅，宣布了那个改变历史的决定：“自即日起，云南全境起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

话音落下，厅内死寂片刻后爆发出一阵嘈杂，有人惊呼，有人愤怒，有人看见曙光。

而对昆明的百姓而言，这却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们终于不必面对城破后的烽火与刀兵，不必担心孩子被抓壮丁，不必提心吊胆地过每一个夜晚。

有人烧香放炮，有人自发写标语贴在墙上，“欢迎解放军”“云南人民盼太久”等字句随处可见。

可就在这片欢腾之中，一股更大的暗流正在逼近。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他马上调动滞留贵州、广西的残余国民党军队，命令汤尧率部重返云南，意图以“昔日之师”收回昆明。

卢汉也不是没有准备，他早已下令封锁交通、加强戒备，调动起义部队布防滇黔要道。

只要守住昆明一线，赢得时间，等到解放军主力到来，这场搏命的豪赌就能赢。

“我们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老百姓不再流血。”

反扑计划

云南起义的消息像是一声闷雷，这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在大陆又失去一块最后的战略屏障，更是对蒋介石威望的一次致命打击。

在内忧外困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旧人——汤尧。

汤尧出身黄埔，曾任教官，办事果敢，心狠手辣。

更关键的是，汤尧曾在云南任职多年，熟悉地形，拥有残余人脉。

蒋介石知道，若要在昆明重整乾坤，只能靠他孤注一掷。

于是，他亲自召见汤尧。

汤尧心中明镜似的，他知道这是一次送命的征召。

卢汉已降，此番回滇，不过是被推上祭坛的替罪羊。

但蒋介石手段老辣，他不仅搬出“忠诚与使命”的旧辞，还暗示道：

“你若成事，家眷可保；你若拒命，则后果自负。”

一语中的，点到了汤尧的死穴。

不到三天，汤尧就秘密登上了前往越南的军机，从那里潜入滇南，开始为反攻昆明做准备。

最先被召集的是原驻昆明周边、因卢汉起义而失散的国民党残部。

这些军队虽早已军心涣散，但仍有近万兵力，可供调配。

随后，蒋介石又特令驻守贵州的第八军和滇黔交界的第二十六军南调，归汤尧节制，合计兵力四万余人。

面对这一批“烂泥部队”，汤尧开始进行一场急就章式的整编。

他以“收复昆明、重振云南”为名，张贴檄文，喊出“三日夺城、七日定乱”的口号，还允诺战后“可自由掠夺三日”，以激士气。

同时，他在滇黔公路沿线修筑临时工事，将兵力重点部署在进入昆明的几条交通要道上，企图切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

在具体部署中，第八军为主攻，走滇黔正线；第二十六军为协攻，从侧翼北绕；另有两个混编团，潜伏于昆明东南方向，预备包抄。

在宣传战上，汤尧同样下了血本。

他命人空投传单到昆明城区，还派飞机投送军需物资，意图扰乱城中人心。

只是这些动作虽声势浩大，实则早已被我党识破。

中共情报人员早在汤尧回滇前，便已渗透其部署。

陈赓所部第十三军正从广西迅速北上，而贵州方面，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也已提前做出反应。

汤尧或许还沉浸在“收复昆明”的幻梦中，仿佛几十年前那个黄埔讲台上叱咤风云的日子依旧。

可以为学生终究斗不过老师，未曾想到的是，此时的“学生”，早已将一场无形的战局布在他脚下，正悄然收紧包围的绞索。

风雨欲来

1949年12月16日，昆明城外，一场生死较量，正悄然逼近。

汤尧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滇黔公路沿线完成布防，他下令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兵分两路，以突击之势直插昆明腹地。

昆明守军此时不过数千人，且大多是卢汉率领的起义军，装备简陋，弹药紧缺。

面对这一切，卢汉并未后悔，一旦退让，便意味着云南重新陷入战火，意味着起义不仅功败垂成，还将背负“反复无常”的骂名。

他站在省政府三楼，低声对身边将领道：

“只要能挺过这几日，陈赓同志的援军就到。”

守城的准备早已开始，起义军十个团全部集结，民兵和学生组织也临时编入协防序列，后勤人员甚至动用了老旧火枪和寒酸的土炸弹。

人手虽少，却士气高涨，誓言“宁死不降”。

昆明机场战事尤为惨烈，这是敌军进攻的第一目标，同时也是守军最艰难的决策点。

起义军一个团死守机场外围，与敌激战十余小时，阵地数次易手。

卢汉接到情报后，果断下令放弃机场，转而死守马家营、金汁河等几个战略要点，“以土抗铁”，寸土不让。

夜幕降临，昆明城区在火光照映下宛若炼狱。

但就在此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来自贵州的第二野战军一个师，已于当晚穿越夜林，迂回敌后。

与此同时，广西方向的陈赓所部，也进入滇南边境，援军的影子，出现在战士们的视野中。

12月17日凌晨，守军依托工事，发动反攻。

有的士兵打光子弹后，用刺刀与敌人搏杀；有的连队只剩下最后一排人，也不肯后撤。

民众也参与战斗，有老者提着汽油瓶上阵，有妇女递送弹药，甚至还有少年摸黑潜入敌军后方破坏物资。

敌军虽兵多势众，却没有料到昆明守军如此顽强。

汤尧坐镇，日夜焦急，亲信军官也开始动摇：“再打下去，我们自己都撑不住了。”

18日，昆明外围的战事陷入胶着。

敌军再次集中兵力猛攻昆明火车站，意图切断南北补给线。

那天，战斗持续整整一昼夜，据说一个连长在最后时刻点燃手雷，与五名敌兵同归于尽；另一位伤员爬到列车顶上引爆炸药，阻断敌军装甲车进入。

正当敌军准备投入最后一波主力时，陈赓的先头部队抵达滇南与边纵队会合，迅速展开反包围。

敌军后路被截，士气崩溃，许多士兵丢盔弃甲，向西南方向溃退，战场顿时由攻转守。

20日深夜，昆明城终于恢复平静。

街巷中依旧残留弹痕与血迹，医院里躺着大批伤员，但人们的眼神里，却闪着劫后余生的光。

而汤尧的梦，在战局逆转的那一刻，已开始崩塌。

师生较量

1950年1月蒙自城内的街道空空荡荡，几乎无人走动，偶有几名持枪巡逻的士兵也都面色凝重，步履仓促。

汤尧没想到，原本信誓旦旦要“收复昆明”的战役，竟会以如此溃败收场。

曾经自诩“老黄埔的刀锋”，如今却成了丧家之犬。

但汤尧并不死心，他早已在蒙自布下一条逃生退路。

这个毗邻越南的小城，既有可供紧急撤离的机场，又有山地、河道与边境接壤，是他为“失败后全身而退”预留的最后一招。

于是，当昆明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后，他第一时间下令撤军，并密令军需处将大批金银、重要文件及家眷物资转送至机场。

他准备好了，一旦情势不妙，立即乘飞机离境，弃军自保。

但他未料到，他的“学生”陈赓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就在昆明解放战役结束后，陈赓便断然下令：“停止正面追击，转为围堵。”

等到解放军兵锋直指蒙自外围，敌警备团被彻底击溃，机场跑道被炸毁，通讯中断。

汤尧终于惊觉：退路被切断了。

陈赓下令发起总攻，一队队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穿街过巷，迅速包围蒙自城心。

此时的汤尧，正坐在指挥部后门的一辆吉普车上，几名亲兵准备将其护送出逃。

车子刚驶出两百米，一声炸雷般的枪响后，前方警卫连被一锅端，汤尧顿时脸色惨白。

他没有想到，战场竟逼至咫尺，熟悉的“黄埔战术”，此刻竟成了别人拿捏他的底牌。

最终他被特战队搜出时，衣衫不整，脚下只穿着一只鞋。

俘虏之初，汤尧仍不服气，他在战俘营中故作强硬，大声嚷嚷：

“你们的陈赓呢？我是他老师，怎么也不来见我一面？”

他的话传到陈赓耳中，引起士兵们一阵愤怒。

毕竟这位“老师”，在战争初期曾扬言“打下昆明，放兵三日抢掠”，多少人家因此寝食难安，多少战士因此流血牺牲。

如今败了，反倒高高在上地要“学生拜见”，可笑至极。

但陈赓没有生气，他反倒亲自来到汤尧面前，神情淡定：

“老师，学生这招，您觉得如何？”

汤尧一时间无言以对。

旧制度下的骄兵悍将，终究逃不过新中国铁血意志的洗礼。

蒙自一梦，终成牢笼，汤尧败得不冤，只是他临终前也许都未想明白：

他输的，不只是兵法，而是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