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孝乾叛变，吴石牺牲之后，没想到李克农还留了最后一张底牌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吴石与朱枫倒在血泊中。他们的牺牲被台湾当局当作“肃清共谍”的终结号角，毛人凤当着蒋介石的面，挥舞着一份印有1800多个名字的名单，自信宣布：“共匪在台的地下组织已全军覆没。”这一刻，整个台湾陷入白色恐怖的高峰。

蔡孝乾供出的名单几乎揭开了所有潜伏者的身份。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一一倒下，台湾地下党几乎断线。但李克农心里有数：还有一张牌，没人知道。那他是谁？他凭什么能在特务眼皮底下活下来？这张“底牌”究竟藏得多深？又是怎么在最黑暗的时刻撕开一道光？

1931年，李克农亲手安排一名年轻党员“叛变”投靠中统，这人名叫程一鸣。他伪装成忠诚的反共干将，甚至参与李公朴、闻一多案外围调查。1949年随军去台，任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专管政治审查。这可是个看人身份的活儿，别人查共产党，他却偷偷护着自己人。

当他看到蔡孝乾供出的名单后，两个他亲自发展的联络员赫然在列。程一鸣连夜“审查”两人，以“证据不足”之名将他们悄悄放出，还用货车送到乡下躲避。这两个生命，也许就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保住。

与此同时，台北的另一处房子里，另一组人也在悄悄行动。这支代号“心理学讲座室”的小组，位于厦门街113号，表面上是一对“兄妹”合租，其实是于非和萧明华，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秘密情报人员。

他们的身份太普通了，一个是北平师大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台湾师范学院教师，可就是这两个人，成了最后还在运作的情报小组。

萧明华表面上讲课，实则暗中发展进步青年，用课本夹带暗号、用课堂传递信息。于非则以“国语日报编辑”的身份在文化圈活动，观察并策反有价值的国民党军官。

他们之间有个约定：窗外竹竿上若无衣物晾晒，就是生死信号。1950年2月，特务突袭家中，萧明华冷静地取下竹竿上的旗袍，等于发出了“危险勿靠近”的警告。

她被带走后，在狱中坚持了278天，电刑、老虎凳、骨折都没让她开口。她用送出“七颗鱼肝油”的方式告诉于非：“‘七’就是‘去’，快走！”她还用家乡话告知哥哥“母亲病重”，实则让组织立即断线撤人。

1950年11月8日，她走上刑场，年仅28岁。于非没有离开。他知道，任务还没完成，情报必须带回大陆。他找到了小组另一位核心成员——苏艺林，此人是国防部三厅的中校参谋，能接触到兵要地志图。

3月的一个深夜，苏艺林趁同事家中突发状况，将钥匙托付于他。他立刻联络于非，两人携带微型相机潜入档案室，拍下台湾全岛的军事部署、潮汐、暗堡等核心机要图纸。

这些胶片被封进防水袋，由于非伪装成商人，经香港中转送回上海。这份情报，后来直接用于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作战部署。与此同时，程一鸣也没停下。他把美军在台湾的驻军人数、M41坦克数量、防空雷达布点、甚至是金门增兵计划都一一掌握。

他用米汤写密信，干后看不出字迹，需用碘酒显影。这些信，托做茶叶生意的朋友带出台湾，转交北平。一次，他的信差点被海关查出。程一鸣强作镇定，以“这是写给母亲的信”为由与海关争执，硬是保住了内容。

为了不被怀疑，程一鸣常常在会议上大谈“肃清共谍”，私下却对着地图发呆。他说，最怕的不是暴露，而是断了和组织的联系，辜负了吴石、朱枫那些牺牲的同志。1964年，程一鸣以“公干澳门”为由，带着《金门防御部署图》、特务名单、五支无声手枪起义归来。

蒋经国得知后，当场摔电话，连夜清洗整个情报系统。台湾对大陆的间谍网多年未能恢复。就在程一鸣完成任务、于非安全返陆时，苏艺林和萧明华分别牺牲。苏艺林被捕后，面对酷刑依然高喊：“你们出卖的是国家，不是我！”1950年6月29日，他英勇就义，年仅36岁。

她的遗骨直到1982年才送回大陆，埋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于非亲笔在墓碑上写下三个字：“归来兮”。那不是诗意，更不是怀旧，而是对一个誓言的兑现。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谢汉光的党员，在深山中藏了38年。他顶替失踪村民的身份，种地、采药，直到1988年才重返故土。当年他刚翻出办公室后墙逃命时，特务已经踹门而入。而背叛一切的蔡孝乾，却活到了1982年，享受少将级待遇，住着特务给他盖的房子，有完整的葬礼。

这对比，不禁令人心寒。可正是因为有程一鸣、于非、萧明华、苏艺林这些人，台湾地下党没有全军覆没。李克农的“底牌”，不是某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意志、一种把生命押上的忠诚。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撑起了唯一的光。

历史，总有人在黑暗中点灯。李克农留下的这张底牌，不只救了几个人，更是撑住了祖国统一的希望。正因有他们的坚守，才有今天山河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