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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流村的那块木牌，只有八个字“王洪才棉花试验田，毛泽东停下了脚步，他眯起眼，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下一秒，他高声喊道：“谁是王洪才？王洪才在哪？”

1958年的田埂上，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的事

五月底，冀中平原，热气腾腾，毛泽东从徐水县的视察赶来安国县流村，随行人员密密麻麻，地方干部一路小跑，生怕慢了一步。

这是一次没有预演的下乡，没有红旗，没有锣鼓，只有一路尘土。

流村农业社早在几天前接到风声，社长焦头烂额，连夜挑选最好的棉花地，树起木牌，涂上油漆，写上“王洪才棉花试验田”。

名字必须写得大，产量必须写得高，王洪才是谁？有人问。

社干部说，“王洪才，干活最快的那个，挂他名。”

当天上午，毛泽东走过高粱地，问了密度，又走过玉米地，问了亩产，到了棉花田，他突然停下。

那块木牌，歪歪斜斜地插在田头，白漆未干，字迹粗大，像是拿扫帚蘸墨写的。

毛泽东眯眼读了一遍，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炸雷，“谁是王洪才？”

没人动，地方干部愣住了，随行的中央人员也没反应过来，空气里只剩下风吹棉叶的沙沙声。

毛泽东又问了一遍，“王洪才在哪？”声音更高了，透着不耐。

“我是王洪才！”棉田深处跑出来一个人

田埂那头，一堆人扒拉着找，社干部慌了，有人撒腿跑去喊。

五分钟后，一个赤膊男人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裤腿卷到膝盖，身上全是泥，额头还挂着汗珠。

他一边跑，一边喊：“我！我就是王洪才！”

毛泽东看着他，没笑，也没动，只是盯着，眼神很冷。

王洪才一到跟前，双手搭拉着，低着头，大气不敢出，没人教过他怎么见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

毛泽东问：“这田是你种的？”王洪才咽了口唾沫，点点头，“是我种的，自己试的种法。”

毛泽东蹲下身子，捏了捏棉株的叶子，又顺手扯下一根棉秆，捻了捻泥土，没人敢出声，连虫鸣都像是停了。

“怎么种的？”毛泽东问。

王洪才结结巴巴地讲：棉田分成两条垄；高的一行，低的一行；高垄少种，低垄多种；阳光好，棉花长得快；雨水多，低垄也能保湿。

毛泽东盯着他说话的嘴，听得很细，半晌，毛泽东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好办法！”他一字一句地说，“丰收后，推广！”

身后的地方干部一听，忙着记，一个劲地在本子上写，生怕漏掉一个字。

毛泽东接着问：“你亩产多少？”

王洪才挠头，“阳垄三千七百棵，阴垄六千三百棵，一亩能打三百斤籽棉。”

毛泽东点点头，“有根据。”

他说话慢，但每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那天的棉田，出了名，“王洪才”这三个字，第二天就出现在河北日报，一个农民的名字，跟全国农业高产运动挂上了钩。

而真正的王洪才，回到地头，还是拿着锄头挖土，没车接送，没奖金，只有一张被记者抢着拍的照片。

王洪才和他的“阴阳垄”：一块地背后的搏命试验

棉花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王洪才自己也没想到，一块田头试验，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一年，流村的地，挤满了人，大跃进开始了，上面压着任务，下面扛着指标。

亩产两千斤？那是别人家的神话，普通社员，能守着自家半亩地种出粮，就谢天谢地了。

流村的地，盐碱，板结，春天积水，秋天裂缝，棉花不好种，更不好收。

王洪才不信邪，他偷偷琢磨，哪块地长得好？哪块死得快？

他发现，高处的棉花健壮，低洼地反倒水灵，如果垄高一点，能避雨淹；如果垄低一点，又能多吸水。

这一年，他自己动手，推着锄头，在地里刨出一条一条高低错落的垄。

村里人笑他，“王洪才疯了，棉花还分阴阳？”

没人帮他，连社干部都不吭声，这种事，成了是创新，败了是耽误。

王洪才咬牙干，每天天不亮就下地，一天推二百条垄，一棵棵点种，太阳下山了，才一身汗泥回家。

到了夏天，棉花开花了，阳垄的棉株壮得像小树，阴垄的也撑开了绿伞，这一片田，比旁边的地，高出一头。

王洪才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没喊，也没说，只在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了八个字：“王洪才棉花试验田。”

没想到，这块小木牌，引来了一场地震。

田头一喊，全国知晓：一块地的重量

毛泽东离开安国县后，流村炸开了锅，王洪才的名字，挂上了社务公开栏。

印在了县里的简报，又传到了地委、省里，最后进了中南海的文件袋。

河北日报派了记者，新华社派了通讯员，一个普通农民，成了焦点。

“群众的智慧，能超越一切。”这是后来印在简报上的原话，每个字，都像铁钉。

流村农业社开大会，社干部讲得口干舌燥。

“王洪才同志，敢闯敢试，不怕失败，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话音刚落，全场鼓掌。

王洪才站在主席台上，满身尴尬，新买的蓝布衣服太硬，领子卡着脖子，他不习惯穿皮鞋，脚趾在里面蜷着。

他听不懂那些话，他只知道，棉花是自己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

“阴阳垄”三字，被抄进了全国农技简报。河北以流村为样板，推广到全省，各地农业社组团来参观，有人拿着尺子量垄高，有人趴在地上抄密度。

王洪才被拉着走访，有一次，走到别村，社主任问他：“王大哥，啥是阴垄？啥是阳垄？”

王洪才想了想，干脆说：“高的是阳，低的是阴，阳多晒，阴多吃水，记住了？”

人群里一片笑声。

光环背后：一个农民的隐形苦涩

推广是推广了，效果呢？不是每块地都适合。

有的地方，土质不同，水源不同，高低垄一搞，反倒出问题，有的棉株疯长，不结桃，有的烂根，减产。

地方干部不管，只要有样板田，只要有好看的数字，大队小队争着立“王洪才式试验田”牌子，数据一层层上报，亩产数越抄越高。

王洪才心里明白，“我的法子，不是万能的。”但没人听他讲。

秋收那天，他一个人蹲在田头，看着棉田发呆，周围一片忙碌，社干部举着棉花秆，拍照留影，县里人开着吉普车来取样，棉桃装了一麻袋。

王洪才想起自己推垄时，磨破的膝盖，想起夏天蹲在田里拔草，手掌磨得起了血泡。

他挠了挠头，“不就是种块地嘛，有啥稀奇的。”

王洪才之后，田埂上的寂静与风声

冬天来了，田野安静了，流村农业社挂上了“先进单位”的大牌子，机场、托儿所、俱乐部的规划图画了好几张。

毛泽东在视察时说过一句话：“农村，也要像城市那样。”

地方照做了，但流村的人知道，日子还是得下地，棉花还得一锄一锄种。

王洪才没再出风头，他照旧天不亮下地，挑着锄头，蹲在垄边，刨土。

棉花地空荡荡，风吹着，一层一层的垄起伏着，没人再喊他名字，没人再立木牌。

只有偶尔路过的孩子，指着远处喊：“那就是王洪才种棉花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