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与梁启超：两位父亲，影响了林徽因、梁思成的一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希望借此能在会上收回战败国在中国，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此前英法等国已经同日本签订了密约，交通总长曹汝霖也与日本签订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出资建设密约。列强最终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予日本。

当时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获悉后悲愤不已，立即于4月24日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震惊之余，随即将梁电直送总统徐世昌，并去电中国代表团：“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

为挽回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败局，林长民决定将此事公告国人，以获取正义的舆论支持。5月2日，他在北京《晨报》上郑重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篇短文，字字千钧，不仅撕破了北洋政府试图秘而不宣的外交黑幕，更如一粒火种，点燃了三天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之后，遍及全国多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起来。

林长民此举不单得罪曹汝霖等亲日派，亦使北洋政府处于难堪境地。面对总统徐世昌等人的严厉指责，林长民内心坦然，扪心自问，无愧中华。5月25日，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林长民被迫辞去外交委员会一切职务。然而，他依然本色不改，针对日本山东问题之言论，公开发表《告日本人》书，以五问敬告日本国民，为国之主权愤激力争。

细究林徽因、梁思成的人生轨迹，处处可见两位父亲影响的痕迹。

林长民（左）与梁启超（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不顾病体，毅然与梁思成一道撤离沦陷区，踏上流亡之路。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动情地写道：“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我此刻不能离开她。假如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梁思成更恨不能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与担当，正是两位父亲家国情怀的延续。

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伦敦

下：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将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雕刻装饰安放在她的墓前

又逢五四，我们将林长民于五四运动前后撰写的几篇文章并发，也是为对一个民族觉醒时刻的深情回望。更多林长民著述，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长民集》。

《林长民集》

陈学勇、于葵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晨报》刊发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