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润民

1949年11月，宝天、天兰铁路获批后，彭德怀（右二）、习仲勋（右四）和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右一）及苏联筑路专家合影

2019年7月，笔者参观宝鸡市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不禁为修筑这条铁路的英雄们的事迹所感动，同时也为宝鸡人民保护彭德怀、习仲勋1952年题词的壮举动容。

1964年，在党内批判“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反党集团”和“肃清习仲勋影响”的不正常政治环境下，宝鸡人民采取巧妙的方式，保护两位开国元勋的题词，使其完好保存于世。

打通陇海线的英雄

陇海铁路是横贯中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东起江苏连云港，新中国成立前只修到甘肃省天水市。陇海铁路宝天段，起始于陕西宝鸡市，沿渭河北岸西行，盘旋于秦岭的崇山峻岭之中，经苏家河进入甘肃境内天水。这条铁路早在1939年就开始动工，但由于资金、技术、设备的限制，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修了整整6年才勉强通车。宝天铁路长度仅153公里，却有126个隧道，总长度达22公里，占了宝天线总长度的七分之一；还有总长度1196米的大中型桥梁25座，总长343米的小桥72座，泄水洞34个，涵渠576个。宝天铁路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艰巨的铁路之一。

宝天铁路修成后，只能通行七八节车皮的小型机车，而且事故频发。铁路修成后的5年中，通车时间总计不到一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宝天铁路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陇海路上的“盲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毛主席发出“人民军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号召。1950年春，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命令以64军为主力的5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宝天铁路改建工程。人民子弟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硬是靠双手和肩膀，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打通了陇海线上的“盲肠”，使祖国东西交通大动脉得以畅通。在施工过程中，部队负伤人数1086人，平均每2.7公里就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倒下，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时任64军军长的曾思玉将军在晚年回首往事时，感慨地说：“我一生和敌人打过很多仗，可谓身经百战，但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修建宝天铁路。”

为了纪念修通宝天铁路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功劳，悼念牺牲的烈士，1952年3月，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和陕西军区决定，在宝鸡修建一座纪念碑，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陕西军区修建西北铁路宝天段纪念碑”。纪念碑位于宝鸡市南关宝天铁路南侧，距离铁路约100米，火车通过时乘客能够一眼看到纪念碑的雄姿。纪念碑由日本工程师木本正人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碑高24米，加上碑顶假山和五角星，总高度27米。碑身为空心四棱柱体，外表东西长2.5米，南北宽2.0米，厚度0.7米。整个纪念碑造型独特，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纪念碑基座有大小8个底墩，其中2个大底墩朝北，制有橱窗，分别镶刻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题词。

彭德怀是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写下题词的，此时的64军就在他身边，正在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想起两年前这支英雄部队参加祖国大西北经济建设所立下的功劳，彭德怀饱含深情，用毛笔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时二十二年战争方罢，即进行工业农业交通等各项伟大建设。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于一九五〇年春，即从事修筑工程艰苦的宝天铁路，竟于是年秋，基本完成。当严冬寒风凛冽之际，又进军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彭总用朴素而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人民军队从战斗队转变为修路大军的史实。其书法苍劲有力，自然流畅，笔锋中透出刚毅和直率，给纪念碑增添了一道独特风景。

时任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以他那特有的“习体”，也为这座纪念碑留下了墨宝。他题词的内容更为简练：“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修筑宝天铁路纪念。功在西北，永志不忘。”

纪念碑于1952年春动工，10月1日竣工，12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

1952年12月7日，宝鸡各界热烈庆祝宝天铁路纪念碑胜利落成

题词遭遇政治风云

不幸的是，彭德怀、习仲勋于1959年和1962年先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两位开国元勋被打倒后，铭刻在宝天铁路纪念碑底座上的两人的题词，被一层厚厚的灰浆所覆盖。

1978年4月，蒙冤16年的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担任第一书记）。消息传来，西北人民格外兴奋。紧接着，党中央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79年3月5日，一位名叫雷恒海的共产党员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信，要求恢复彭德怀、习仲勋为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写的题词。雷恒海是宝鸡市劳保商店的一名职工，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曾跟随彭德怀、习仲勋转战西北。他和彭德怀、习仲勋没有任何私交，写信的目的是出于对两位开国元勋的敬仰和对历史的尊重。

这封信转到陕西省委后，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宝鸡市委认真研究，尽快修复纪念碑。1980年4月2日，宝鸡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纪念碑原貌，重新对外开放。

恢复纪念碑原貌的关键是恢复彭德怀、习仲勋题词。宝鸡市民政局向有关单位发出征集题词原稿的函件，其中写道：“宝鸡市决定对纪念碑进行修复，现急需征集彭德怀、习仲勋题词的内容是什么、题词手稿现存放何处等资料。”遗憾的是，函件发出后，没有任何反馈消息。

5月，在征集资料无果的情况下，纪念馆工作人员准备凿开题词部位，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状况。为慎重起见，他们请铁匠专门打制了一把铲子。出乎意料，当他们用铲子轻轻一撬，粘在题词上面的青灰色灰浆竟然全部脱落。这种覆盖物既不像一般水泥那样坚固，又不像普通灰泥那样疏松，而是一种拉毛式、颜色与碑座相似的特制灰浆。更让现场工作人员喜出望外的是，这种特制灰浆一脱落，铭刻在汉白玉石上的彭德怀题词和习仲勋题词立即显露了出来，而且丝毫未损。

显然，这是有人采取了一种特殊手段，有意识地把题词保护了下来。两位开国元勋的题词重见天日，现场工作人员激动不已，很快将这一喜讯上报。

1982年10月12日，宝天铁路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她就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浦安修。当时，她正在组织人员撰写《彭德怀传》。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手稿、题词几乎被销毁殆尽。听到宝鸡宝天铁路纪念碑上保留有彭德怀题词的消息后，浦安修带领写作组专程赶来。浦安修秉承彭德怀不扰民、不给地方添麻烦的作风，未提前打招呼，直到参观当天早晨上班时，才通知市民政局。上午10时，在市长李均、市民政局局长赵克杰的陪同下，浦安修一行径直来到纪念碑前。她在彭总题词前默默站立，许久才发出感叹：“谁能想到，在宝鸡还能留下彭总的手迹。真是奇迹！”

不久，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前来参观。她也没有打扰地方党政领导，也没有提前通知纪念馆，只在当地驻军首长陪同下前来。彭钢来到伯伯的题词前，一字一字地小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眼里噙满了泪水，禁不住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有关伯伯的照片、信件等宝贵资料，都毁于‘文化大革命’，在这里看到伯伯的题词，感到很欣慰，说明宝鸡人民对彭德怀有感情，说明彭德怀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离开纪念馆时，彭钢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拿起笔来写下留言：“感谢宝鸡人民对彭总的敬爱。”

习仲勋访问宝鸡

彭德怀、习仲勋题词被保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习仲勋耳朵里。1986年，整修以后的宝天铁路纪念馆竣工，宝鸡市委和市政府敬请习仲勋题写馆名。习老欣然同意，于9月9日写下了“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九个大字。管理处将其制作成黑底黄字的牌匾，悬挂在纪念馆大门上方，远远望去，格外醒目。

写下馆名后，习老特意委派张西铭到宝鸡，了解1952年他和彭老总题词被保留下来的详细经过。

张西铭是建筑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期间，曾负责筹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之一的北京民族文化宫，因此受到国家民委和国务院的表扬。“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张西铭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习老委派张西铭这样一个建筑专家同时又是宝鸡人回宝鸡，了解宝天铁路纪念馆的情况，可谓选中了最合适的人选。

张西铭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习老汇报彭德怀和他本人题词被保护的有关情况。习老听了大感意外，并特意于11月30日来到张西铭家。张西铭又惊又喜，将宝鸡市民政局的来信以及宝天铁路纪念馆照片，包括彭德怀和习老本人1952年的题词一一展示出来。习老非常高兴。这一天，恰好张西铭的外甥王权在场。王权是宝鸡市物资贸易中心的一名干部，习老向他询问了宝鸡建设有关情况后，让他带口信给宝鸡市领导：准备适当时候到宝鸡去看看。

张西铭立即给宝鸡市民政局写信，汇报和习老见面的情况，并请宝鸡市把保护题词的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材料，送给习老。

1987年3月6日，宝鸡市委、市政府就题词保护情况召开专题座谈会，详细了解保护题词的有关情况。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民政局领导，参与保护题词的当事人严笃等同志参加。座谈会结束时，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特意赶去，接见了保护题词的严笃等同志，表扬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3月10日，宝鸡市委、市政府将《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彭总题词、习老题词保护情况调查报告》和有关资料、照片寄给张西铭，请他转呈习老。

1989年2月9日，习老和夫人齐心终于踏上了西府大地，首先瞻仰的是宝天铁路纪念碑。献上写有“修筑宝天铁路烈士永垂不朽”的花篮后，习老表情肃穆，向纪念碑三鞠躬，接着围着纪念碑缓步而行，一边走一边回顾宝天铁路建设者的功绩，称赞他们为西北铁路建设和西北人民立了大功。说到这里，习老停了下来，对陪同的陕西省和宝鸡市领导说：“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特别不要忘记为修建铁路牺牲的烈士们。要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长大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知不觉来到刻有56位烈士名字的基座前，习老俯下身子，神情凝重地一边看一边轻轻地念着烈士的名字，仿佛在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当走到彭总和他当年为纪念碑的题词前时，习老很激动。当年和彭总一起鏖战大西北的情景不由得浮上心头，他怀着崇敬的心情逐字逐句地读起了老战友所留下的墨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时二十二年……”

彭总题词旁边就是他本人的题词。习老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情不自禁地读了起来：“功在西北，永志不忘。”

这时，陪同的宝鸡市领导汇报了1964年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题词被保护和免遭损毁的情况。习老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接见保护题词的严笃和桂春海，对他们说：“你们胆子真大，没有提心吊胆啊？”接着，他赞扬道：“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一个人不管本事多大，有这样的精神就好。大家都要学习你们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切事情都好办。不仅共产党员要这样，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应该这样。”

说完这番话，习老拉着严笃和桂春海在题词旁合影留念，而且特意让他们两人站在众人中间。

瞻仰完纪念碑，习仲勋一行步入纪念馆展室，认真观看了修筑宝天铁路的图片和实物。

保护题词的内幕

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参观宝天铁路纪念碑时，听了题词保护过程后说：“不容易啊，若失败了，就要掉脑袋的。这几位同志真勇敢，才保存下这全国仅有的彭老总的题词，珍贵得很。”

如果不了解当年险恶的政治风云，就无法理解浦安修和习老上述讲话中的含义。

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成立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从此，这两位开国元勋的名字作为“反党集团”的头头被并列在一起。

在习仲勋冤案制造过程中，康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污蔑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是为高岗翻案；是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向毛主席递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条子，从此这句话便成为“最高指示”；是他，利用担任“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之职，直接插手陕西和西北地区，使西北地区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成为全国极左之风的重灾区。有关资料披露，从1962年8月20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开始至1965年12月11日止，三年三个多月时间内，康生和当时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交往多达20余次，其中两人谈话直接涉及习仲勋问题的有三次，涉及所谓“反党电影”《红河激浪》一次。两人交往最频繁的是1963年和1964年，谈话超过3小时的有三次，最长的一次谈话是1964年9月1日晚，从晚上8点半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点半，长达8个小时，内容涉及党内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在康生和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交往最频繁的这两年里，也正是陕西“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搞得最紧张的时期。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是针对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期间所谓“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土改不彻底”提出来的。1965年3月12日，康生给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派9人组成的“西北调查组”到西安，调查核实所谓的习仲勋“反党活动”。西北局成立了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两个调查组协助工作。1966年6月，调查组撤回北京之前，向西北局汇报说，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并编造习仲勋在高岗死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调查组甚至向中央提出这样的意见：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显然，这个调查意见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提出来的。虽然这个错误的结论和意见未被中央采纳，但在陕西和西北地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消除习仲勋影响”。

从1964年8月到1965年7月，陕西省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清理所谓“反党分子”题词、题字、碑文、照片等活动。关中某县是这次清理的重点县，由一名县委副书记牵头，配备两名党员干部组成工作组专项清理，收回了习仲勋照片10张、书信2封、题词1处。习仲勋的10张照片被销毁，为当地烈士纪念碑题词被抹掉。

“消除影响”，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宝鸡市当然也不能例外。1964年9月，宝鸡市城建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严笃领命“取掉彭、习的题词”。理由是：“彭、习的问题已公开了，留下不合适。”

这次受命使严笃心如波澜，寝食不安。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若不遵命而行，等于违抗上级指示；若是遵命，又于心不忍。严笃认为，两位开国元勋的题词如果毁于自己之手，不要说难以向历史和后人交代，就是做人的良知也不允许。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苦思，严笃下定了决心：哪怕受处分、坐牢，也要保护题词。

严笃保护题词的决心，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愿，而是代表着宝鸡上至领导下至群众数百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据宝鸡市精神文明办原副主任王森回忆，1963年9月一天晚饭后，即将离任的宝鸡地委书记宋友田找到他，要他陪同去看宝天铁路纪念碑。当走到纪念碑前时，宋友田面对彭总、习老的题词肃然恭立，注目凝视。由于光线昏暗，加上宋本人视力不好，无法看清题词，就让王森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听完，他俯下身来，用手轻轻抚摸铭文，逐笔逐画摸完每个字，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回地委大院，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但看得出来，这位即将离任的老领导的心情很沉重。后来王森才明白，早知内情的宋友田心里清楚，两位首长的题词将难逃厄运。此次夜幕下拜谒纪念碑，是他离职宝鸡前的告别之举。

宋友田的继任者张方海对待彭、习题词的态度也是同情。据严笃回忆：1964年，上级领导向他交代这项任务时，说的是“取掉”，而没有让“毁掉”或者“销毁”。于是，他反复琢磨“取掉”这两个字的含义。正是这两个含义模糊的字促使他下决心保护题词。

宋友田和张方海作为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在对待彭、习题词问题上显现出共产党人的良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示意下级保护题词。

当严笃下定保护题词的决心后，便找来同自己关系最好、为人最可靠的两位工人桂春海和郑富贵，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们异口同声的赞同和支持。接着，三人一起研究保护办法。

第一种办法：取掉署名，题词不动。经过在纪念碑上另一个人的署名题词试验，用白色水泥填涂，因色泽不一而失败，而铲掉署名，效果更差。

第二种办法：将题词的石材拆卸，转移保存。这样处理，即使卸拆顺利、完整无损，但在何处珍藏呢？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合适可靠的藏匿之地。于是，这个办法也被否决了。

最后，多亏老工人郑富贵有经验，想出了一个“原封不动，就地保存”的办法，也就是第三种办法。

郑富贵的方案被采纳后，宝天铁路纪念馆门口挂出了“内部装修，谢绝参观”的牌子。郑富贵和桂春海两人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便开始试验。他们把水泥、灰砂按一定比例合成一种特殊泥浆，要求抹上去能粘得住，剥下来可以脱离，而且丝毫不能损坏石刻题词。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按照“调整比例—涂粉—待凝—剥离”这一程序试验。经过一个多月试验，终于成功。抹上特制的灰浆，等到凝固后再砌上砖，加上外粉，将题词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望着被掩盖起来的题词，郑富贵、桂春海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他们默默地念叨着：“彭老总、习书记，有朝一日，你们的题词还会重见天日的，眼下只能委屈一下了。”

当年保护题词用过的部分砖块，现在陈列在宝天铁路纪念馆展室，成为宝鸡人民保护彭德怀、习仲勋题词宝贵的历史证据。

完成保护“任务”之后，郑富贵和桂春海相互叮嘱：“绝对保密，时机不到绝不吐露。”

人间自有公道在。彭总、习老在人民心目中早已铸成了一座巍巍丰碑。这是一座无形而坚不可摧的心碑。正是这座心碑，才使彭总、习老的题词躲过了政治斗争的劫难，完好无损地保存了17个年头。

忆及往事，这三个同志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作为保护题词领头人的严笃，只是平平淡淡地说：“毁掉题词，感情难以接受。”

保护题词的有功之臣郑富贵，1993年10月逝世，享年76岁。1989年习老参观纪念碑时，他去了外地，未能得到接见。当听到习老的特别问候时，他非常激动，逢人就说：“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小事，领导就这么重视，这么关心，实在让人感动。”

严笃于2012年逝世，享年87岁。生前每提起当年保护题词一事，他总是欣慰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我做了一件问心无愧的事。”习老及夫人在纪念碑前和他的合影被珍藏在相册里，成了宝贵遗物，受到家人格外的珍爱。

桂春海把习老及夫人在纪念碑前同他的合影放大后挂在客厅，人们一进门就能看到。2013年，当人们问这位84岁的老人：“当年你做这件事时，害怕不害怕？”他平淡地回答：“没有害怕什么，因为彭德怀、习仲勋都是我崇敬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我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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