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物】《合肥市志》里的“包拯传”（中）

皇祐二年（1050）初，包拯升任天章阁侍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担任直接向皇帝谏诤得失、参与朝政的重任。包拯首先选拔人才，要求把耿直无私、敢于大胆建言的孙甫、张环等人调来任谏议大夫。又保举品质纯正的韩贽、孙抗、阎询等人回到御史台。这些措施提高了台谏官员的素质。包拯自己忠于职守、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包拯六弹权贵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父），请罢平庸的宰相宋庠。此外还弹劾了郭承佑、王逵、李淑、李昭亮、阎士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等。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作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因为“言不激动，则不足以开宸虑而补全政、”包拯的奏章使宋仁宗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包拯还对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如前淮南转运使、蔡州节度使并管理陈州粮科张可久等）提出很多意见。皇祐三年，包拯考察江浙淮南荆湖等地灾情，上奏皇帝批准免除当地百姓积欠赋税一千多万贯钱。包拯还对革除驿站迎送陋规、随意赏罚、煞住奢侈颓风等方面提出很多谏议。在知谏院任内的2年1个月中，包拯写的奏议计有70篇，显示出刚直不阿、尽忠为国、无私无畏的坚贞品格。

皇祐四年二月，包拯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调任河北路都指挥使。包拯采取“保国息民”政策，减轻民众负担，紧缩财政开支，减少境内驻军，裁减冗官，使河北路地方经济恢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皇祐四年七月，包拯调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瀛州，统帅边关8万驻军兼管地方11个州军政务。包拯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尤其是情报机构，禁止以官经商。当其发现广信军通判张田广有谋略，写出7篇研究边防的论文《边说》，立即向朝廷推荐。朝廷接到论文及推荐奏章后十分重视，给予通报表扬，后来并重用张田。

皇祐五年，包拯因独子病故，请求朝廷照顾到离故里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处理家事。朝廷调其任扬州知州，不久又破例调其家乡庐州知州。包拯深深感谢朝廷信任，一边处理家事、祭奠父母，一边公正无私地处理政务。其舅仗势欺人违法，包拯将舅父传到公堂，公开审讯，为受害人主持公道，并按律处罚舅舅。庐州旱荒，粮价腾贵，包拯设法吸引余粮区商人运粮来庐州，平抑粮价。由于包拯执法如山、勤政爱民，此时被朝廷由兵部员外郎晋升为刑部郎中。诏令赞扬包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但不久，包拯于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因保举过的凤阳盐税卢士安失职而受举人不当处分，被革去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衔，降为兵部员外郎，调任池州知州。包拯虽受处分而贬官，但仍认真办理公事。上任之初，即昭雪一件冤案，把因发善心掩埋无名尸体而被错判重刑的和尚提出重新审理，终使真相大白。此时，仁宗皇帝忽得精神病。包拯担心朝中动乱，特意采集池州名贵中药石昌蒲，派专人送往京城给仁宗治病，受到朝廷褒奖。包拯曾游池州名胜齐山，并题字留念，后人刻于山石，至今留存。包拯在池州衙门外曾设法凿一深并，名四眼并，可供4人同时汲水。居民称便，呼为“包公井”，并建亭纪念。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由于欧阳修、文彦博等大臣的请求，朝廷下诏恢复包拯刑部郎中衔，调任江宁府（今南京市），作为重新选调入京的过渡。

嘉祐元年十二月，调任江宁府仅4个月的包拯被第三次选调入京，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次年三月又晋升为右司郎中衔，执掌京师政务及司法。包拯首先整顿吏治、简化公事手续，把不称职的属吏解除职务，严禁属吏和衙役利用办公事之机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包拯撤销门牌司这个原来专管收转状纸的机构，允许百姓直接进人大堂面诉冤情，为百姓审清很多冤案，或为百姓讨回公道。某权贵欠平民钱物长期不还，平民不敢索要，听说包拯不畏权势，平民乃状告至包拯，终讨回公道。穿过开封的惠民河洪水暴涨，淹很多民房。包拯视察灾情，发现许多达官贵人在河边建造花园亭阁，使河道变窄，导致水流不畅，泛滥成灾。包拯要求他们拆除阻水建筑。这些官宦人家借口有地契不拆。包拯经核查发现他们的地契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官府，不但要立即拆除，而且把他们的名单一一上报朝廷，追究其罪或撤销其官职。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态度严肃，不苛言笑，人们以包拯笑比“黄河清”。儿童妇女亦知其姓名，呼曰“包侍制”。京师流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合肥市志》1999年9月

资料整理：黄翔，文旅美食探寻者，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研究会 会员、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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