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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前言·】——》

1949年，一声令下，一万多名山东干部背起行囊，告别故土，浩浩荡荡南下。

他们不是去打仗，也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这一走，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到家乡，甚至连墓碑都立在了异地。

他们到底去了哪？又担起了怎样的重担？这群人看似普通，却在新中国的关键时刻，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干部南下政策出台

1948年9月，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华北、东北、华东等老解放区已经基本稳定，而华中、华南等地区即将迎来解放。

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了意义重大的"九月会议"。

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预见到了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光明前景，也意识到了接管和建设新解放区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会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接管和建设工作。

华东局被要求抽调1.5万名干部，这一艰巨任务最终全部由山东一地承担。

山东作为老解放区，拥有较为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干部资源，被赋予了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

接到上级指示后，山东省立即着手组织这项工作。

各地市县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南下干部的选拔标准：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吃苦耐劳，年富力强。很多干部闻讯后主动请缨，踊跃报名。

最终确定的1.5万名干部中，不乏各级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他们大多是20至30岁的年轻人，正处于人生中最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阶段。

省里成立了南下干部工作组，负责干部的培训、编组和后勤保障。

在出发前，所有南下干部都接受了短期培训，内容包括政策理论学习、南方社会情况介绍、土地改革经验交流等。

培训中特别强调了尊重当地民俗习惯，学习当地方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踏上革命征程

1949年初的山东大地，寒风凛冽。一个个家庭正在经历着难以名状的离别之痛。

这些被选中南下的干部，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

他们有的是年迈父母的依靠，有的是幼小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有的刚刚组建家庭不久。

党组织告诉他们，南下可能是一去不返，他们需要做好长期在南方工作的准备。

24岁的王士英时任济阳县委宣传部长，是母亲的独子。

当他告诉母亲自己即将南下的消息时，老人默默流泪却未说一个"不"字。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彻夜为儿子缝补衣服，塞给他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物和一双手工缝制的布鞋。

清晨，王士英轻轻推开房门，看到母亲靠在门边，眼睛红肿。

老人拉着儿子的手说："去吧，国家需要你。妈没文化，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现在是好日子来了，你去帮着把南方的好日子也建设起来。"

王士英跪下给母亲磕了三个头，背起行囊转身离去，不敢回头看母亲的眼睛。

年仅20岁的王泮亭是寿光县的民兵队长，家中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需要照顾。

得知自己被选为南下干部后，他既兴奋又忧虑。

兴奋的是能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忧虑的是家中负担将全部落在年迈的父亲身上。

父亲是一位老党员，了解儿子的难处，主动表示会照顾好家里，让他安心南下。临行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

饭桌上，父亲郑重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党证递给王泮亭："带上它，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看，记住你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儿子。"

这样的离别场景在山东大地上同时上演着成千上万次。

有的妻子怀着身孕送别丈夫，有的父母含泪祝福年轻的儿女，有的新婚夫妻不得不暂时分离。

每一次告别都包含着家人的不舍与支持，每一个南下干部都带着家乡和亲人的嘱托出发。

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别将是多少年，但他们都明白，个人的小家要服从于革命大家的需要。

南下路上的艰辛历程

1949年3月，南下干部被整编为若干纵队，开始分批向南方进发。

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有限，加上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中，大部分路程只能靠步行完成。

他们从山东出发，途经华中地区，最终分散到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整个行程动辄上千公里，耗时数月。

行军途中，干部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简单吃过干粮就上路，一直走到天黑才休息。

他们背着行李，穿着单薄的衣服，脚上的布鞋很快就被磨破。一路上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

食物短缺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出发时每人发放的干粮很快就消耗殆尽，后续补给又跟不上。

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靠沿途村庄的接济和自己采集野果充饥。

饮用水也是严重问题，夏季行军时，不少同志因缺水而中暑倒下，同伴们只能轮流背着继续前进。

住宿条件更是简陋。农村地区住在村民家中，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经过城镇时，则借住在学校、祠堂或废弃的房屋里。

这样的艰难历程对每一位南下干部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有人生病，有人受伤，甚至有人在途中永远地离开了队伍。

但更多的人咬紧牙关，互相扶持，坚持走完了全程。

在异乡开创新天地

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南下干部们陆续抵达目的地。

1949年春夏之际，他们分散到了江南各省市，开始了在陌生环境中的工作和生活。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艰巨任务：接管城市，建立新政权，开展土地改革，剿灭土匪特务，恢复生产，改善民生。

语言文化差异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障碍。

北方口音浓重的山东干部初到南方，往往难以与当地民众顺畅沟通。

王士英被派往浙江新昌县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初到任时几乎听不懂当地方言，开会需要翻译。

他下定决心学习当地话，每天抽出时间向当地同志请教，记下常用词汇和发音，反复练习。

三个月后，他已能用简单的方言与老百姓交流；半年后，他在村民大会上用当地方言发表讲话，赢得了群众的阵阵掌声。

安全威胁是另一个严峻挑战。新解放区的反动势力仍然活跃，土匪特务经常对新政权进行破坏和暗杀。

王泮亭被派往福建宁阳县工作，该地区山多林密，土匪猖獗。他刚到任不久，就接到剿匪任务。

凭借在山东参加民兵工作积累的经验，他带领一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民兵队，深入山区侦察土匪活动。

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争取内应，他掌握了土匪的行动规律和老巢位置。

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王泮亭率队智取土匪老巢，一举捣毁了盘踞当地多年的匪患，保障了当地群众的安全和地方的稳定。

物资匮乏使得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新解放区百废待兴，基础设施破败，物资供应短缺。

很多南下干部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住在简陋的办公室或仓库里。

基层建设需要从零开始。土地改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工作都要同时推进。

王士英在新昌县任职期间，带领县政府班子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确定了"先稳定局势，后发展生产"的工作思路。

在他的带领下，新昌县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百姓生活开始改善。

王泮亭在福建宁阳县的工作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在剿匪的同时，注重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他的努力，当地群众的觉悟和参与度不断提高，形成了群众支持政府、政府服务群众的良好局面。

这些南下干部大多数在南方扎根终身。

王士英后来调任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校长，终身在教育领域耕耘，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泮亭则在福建定居下来，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委员等职务，直到退休后仍然关心当地发展，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山东"。

《——【·结语·】——》

万里征程，始于足下。一批批山东干部离别故土，跋山涉水来到陌生的南方，将青春和热血挥洒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

他们克服语言障碍，战胜物质匮乏，面对危险考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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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山东省南下干部工作记录》

中国知网《山东解放区干部南下研究（1947-1949）》李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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