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什么了不起？——解读《长安的荔枝》所展现的盛世气象

作者：张程

一颗来自岭南的荔枝，沿着“荔枝道”星夜兼程，穿越千山万水，只为博得杨贵妃的嫣然一笑——“一骑红尘妃子笑”，杜牧的诗句凝固了盛唐的传奇剪影。这枚小小的鲜果，在热映的《长安的荔枝》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不仅是宫廷奢华的象征，更是一把解锁大唐盛世密码钥匙。唐朝为什么了不起？我们特为您奉上我刊的同名文章，或许可解您心中诸多疑问。

唐代疆域并非最大，明清统治范围都远超盛唐，更不用说元朝；唐代人口、经济、科技等有利因素虽都有可观之处，但相比后世都不算巅峰。物质领域的比较，肯定是时间越往后推移，成就越大。唐代文学蔚为大观，尤其是诗歌冠绝一时，但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同样有诸多可观之处。唐代政治承前启后，多有创建，为之后千年的中国政治运作描绘了框架，而传统政治制度的高度成熟与集大成就者，也是明清两代。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歌颂两宋呢？包括缅怀清朝的人群为什么不如唐朝“粉丝”那般庞大呢？这说明，以上因素都不能解释唐代深受国人喜爱的原因。我们必然要进入到唐代的精神内核去探究唐代了不起的深层原因。

兼容并蓄：自信的气度

唐代的中外交往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而伴随人群、货物和政治往来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挑战。前者，唐朝广阔的幅员、强盛的国力可以从容应对；后者，考验的就是唐朝的智慧和心态。唐朝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墓道壁画礼宾图局部，展现了唐前期“万邦来朝”的景象

“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中此前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面对接踵而来的异质文化、奇异宗教和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从统治者到普罗大众，唐人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对外来文化分门别类，一一被改造融入唐朝的精神文化之中，一些不能与中国社会思想所相融的则慢慢被淘汰。在此过程中，中外文明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塑造了崭新的大唐文明。

就唐代佛教发展而言，当时的中原既有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等来华的传教僧，也有来唐学习和弘法的佛教僧侣，有的还是在其政府支持下来华传教的。唐朝政府对上述宗教团体和个人都给予在华传播的自由。佛教在唐朝的流行，除了有玄奘等中外僧人的努力之外，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补充融合也是重要原因。佛教的出世与中国人的积极入世、佛教的个人解脱与中国人的宗法人伦等是存在矛盾的，但唐朝政府积极改造佛教，使之成为宣扬功德渡人、注重入世的宗教。“儒、道、释三家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终于导致各自都发生了局部质变而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原来关于天、自然、社会、人生的成套观点和思想体系正是因为糅杂了从印度佛学中汲取的成分，方才取得了它后期特有的面貌。”除了宗教领域，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文明和经由南海来华的南亚文明，也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朝堂的一大特色是各民族人士济济一堂，其中不乏先前的大唐敌人。作为地跨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大一统王朝，唐代下辖诸多内附的少数民族，唐军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士兵。不少异族官兵因功跃升为唐代高级将领，史称“蕃将”。在唐朝提供的军政舞台上，骁勇善战的蕃将身影出现在唐朝对内、对外的各大战场上，也闪现在宫廷权谋和军事政变的台前幕后，深受李唐皇室的重用与宠信。一场安史之乱，潼关战役的双方核心安禄山、哥舒翰都是蕃将出身；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仆固怀恩，在泾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李怀光、浑瑊等也是蕃将出身，更不用说那些站在朝廷对立面的人物了。由于统治者的重用与优待，也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许多蕃将留居中原，改为汉人姓氏、效仿汉人习俗，逐步放弃了本民族习惯，形成了汉化的蕃将世家，比如契何力家族、浑瑊家族、康日知家族等。这种不拘于族属的一个明显例子，便是遍布唐廷内外的胡人侍卫。凡是能融入中华的外来文化，都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理，凡是接受中华文化的异族，都成了中国人。

唐后期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展现了当时高超的绘画水准和社会尚武精神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唐代丝毫没有对自身制度和文化的怀疑，没有对外来精神文化的恐惧，“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将外来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文化，使其‘俯就我范’的倾向。经数百年的动乱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出并蓄兼收的时代精神”。历史证明，这是最平和、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内外交往之法。在唐朝的光芒之下，突厥和契丹的精英出将入相，驰骋于帝国的疆场之上，出入于朝堂内外；粟特胡人经商兴贩，活跃在长安和洛阳的坊市之间；胡姬起舞弹唱，风行于宫廷与酒肆；昆仑奴则奔走在街巷和官府；天竺僧人游走在各处寺庙讲经布法，与当地僧俗谈经论道，他们和奔走在大江南北的芸芸众生一道构成了唐代的市井百态。

《步辇图》展现了唐代“天可汗时代”中原与吐蕃友好的片段

因势利导：自由的氛围

唐代顺应形势发展，拓展社会自由度，开启了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型，奠定了之后社会自由度的基础。唐代文化昌盛、唐人爱美好酒、坊市结构瓦解、婚姻相对自由等，都受惠于彼时的社会氛围。

以社会结构为例。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阶层，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托门第阀阅构建起来的士族，发展为唐朝崇重当朝冠冕的官僚士族，再到北宋及以后的清流士大夫。精英阶层准入的途径变了，科举、军功、荐举等冲击了之前的入仕模式，带动价值观的更新。唐前期，精英阶层遵循魏晋以来编撰谱牒的传统做法，以挤入士族为荣。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整个唐代精英集团的身份认同及其与其他阶层身份的区分，还是魏晋以来清浊之分的继续，尽管区分清浊的标准和依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后期，编撰谱牒标榜身份的风气大为削弱，直到北宋成为社会群体的普遍做法。族谱下移，带动了宗族势力的兴起。谱牒不再附带特权收益，而转变为家族自我认同和提高凝聚力的工具。在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中，之前严苛的身份制也得以缓解，“中古良贱身份等级制度，大约自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期逐步系统化、法典化，而至隋唐时期趋于完善，唐宋之际则渐趋衰落与瓦解”。贱民阶层依然存在，但唐代朝廷为贱民阶层的向上流动规定了制度缺口。整个唐代，朝廷对平民阶层的大方针是鼓励流动的。中后唐有多位后妃都出身贱民阶层。尽管古代社会的自由度不尽如现代人的心意，但唐代是扩展中国古代社会自由度的重要节点。后世都要感谢唐朝的开明与宽容。

再以比较特殊的妓女群体为例。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杜牧《张好好诗》手卷局部

唐代有分层次的官妓制度，朝廷和州县各有妓女。官妓依靠官府生活，承应官差，以献艺陪席为主，不以自由卖淫为业；但事实上她们又常常私下自行接客。此外，军队有营妓，长安的坊市有私妓。白居易等精英、高官并不讳言与妓女的交游，他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妓女群体的传播。文人士大夫们与妓女公开往来，乃至将男女之情付诸笔端：

怜君无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明。日照绿窗人去住，鸦啼红粉泪纵横。

愁肠只向金闺断，白发应从玉塞生。为报花时少惆怅，此生终不负卿卿。

可见在唐代，士大夫蓄养妓女，甚至纳妓女为姬妾都是社会容许的。

再比如唐代城镇的坊市结构及其瓦解。高整齐度的城市规划、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的分区和严格管理，是坊市结构的突出特征。唐代政局稳定，人口增长，商贸活跃，带动城市的繁荣。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稳定增长，吸引了大批精英人群定居，即学者认为的官人生活“城市化”。精英阶层的所有生活所需，举凡衣食住行育乐，必须依靠城市的机能来供应，主要是指城市的市场与它所提供的商品。官人要获得这些商品，包括服务，必须通过货币为媒介，无论货币的媒介为金、帛或铜钱，又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以长安城为代表的唐代城市，是中古时代的明珠。长安城是弥漫着诗歌与酒香的大都市，“银鞍白马度春风”的五陵少年“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新科进士，“一日看尽长安花”，招摇过市后奔赴曲江盛宴。人声鼎沸的曲江区域，是长安官民的娱乐区，“且看欲尽花经眼”“每日江头尽醉归”。除了曲江的鲜花，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也都是长安赏花的好去处，是官民消遣的好选择。跨越千年，我们还能在唐诗中找到它们的印记。

唐后期，朝廷虽然开始强调坊市管理，但主要是从治安角度出发，并非限制市场发展。官府遵守市场逻辑、敬畏市场力量，默认了人口的自然积聚，晚唐时期城镇的坊市格局即开始瓦解，直到北宋时期成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般模样，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认为正常的城市模样。“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一个高度自信、开放自由的唐朝，锻造了国家富强、百姓自由的盛世，散发出吸引后人的种种芳香。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