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晓求教授：老百姓都没收入了，还在刺激消费！

经济学家吴晓求教授说老百姓都没收入了，还在刺激消费！吴教授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在短期刺激与长期制度改革之间的深层矛盾。

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7149元，仅为平均数的8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达2.43倍。这种“平均数掩盖中位数”的现象，反映出收入分配格局尚未根本改善。吴晓求教授指出，消费能力不足的本质是制度激励不足，尤其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缓慢，难以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例如，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5%，这类群体对价格敏感度高，消费券等短期刺激难以持续激活其消费潜力。

尽管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有所提高，但社保“保基本”的属性仍未改变。以养老保险为例，按最低基数缴纳15年的退休人员，在三线城市每月仅能领取约1800元养老金，扣除房租后基本生活捉襟见肘。这种保障不足直接导致居民储蓄率虽从2020年的45.7%降至2024年的24.3%，但住户存款余额仍突破160万亿元，人均存款达11.4万元。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得居民即使在收入增长时，也倾向于增加储蓄而非消费。

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虽在短期内拉动了部分消费（如上海文化消费券杠杆率达1:3.25），但普遍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例如，湖南等地将消费券重点投向餐饮、加油等领域，而低收入群体更需要的医疗、教育类补贴相对不足。此外，部分消费券设置高门槛（如家电券仅限单价5000元以上产品使用），且有效期过短（湖南将家电消费券有效期从30天缩短至3天），导致实际核销率偏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吴晓求强调，内需驱动的核心在于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体路径包括：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强化税收调节，扩大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范围；鼓励三次分配，引导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例如，通过土地确权流转、宅基地盘活等改革，可释放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潜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的问题，吴晓求提出构建覆盖全民的统一规范保障网络。这包括：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推动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扩大商业健康保险覆盖面，填补医保报销缺口；建立育儿补贴制度，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超3000亿元支持以旧换新，同时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

吴晓求认为，内需驱动不能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需在制度型开放上取得突破，主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例如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通过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开放，既可以引入国际优质资源提升供给质量，也能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如跨境医疗、国际教育），形成内外需协同发展的格局。

针对当前消费券存在的问题，可借鉴湖南“报名摇号”等公平分配模式，同时根据不同群体需求设计差异化券种。例如，对低收入群体发放“民生保障券”，定向用于医疗、教育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发放“品质消费券”，支持文旅、智能家居等升级消费。此外，延长消费券有效期至3个月以上，并与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可提高政策的可及性和使用效率。

2025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的“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通过技能培训、以工代赈等措施提高工资性收入，同时通过资本市场改革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例如，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可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这些举措若能与税收优惠（如提高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形成合力，将显著增强消费能力。

消费升级的本质是供需错配的改善。中国需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提供更多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例如，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培育低空经济、具身机器人等新消费热点。同时，清理不合理消费限制（如汽车限购、文旅市场准入壁垒），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4.7%，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增速超过10%。服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超过50%，文旅、医疗等领域需求全面爆发。这表明，政策在引导消费升级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2025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0%，高于城镇1.5个百分点。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3.2%提升至2025年的4.5%。这些变化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了基础。

尽管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但部分领域仍存在执行梗阻。例如，中小微企业账款拖欠问题尚未根治，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专项清欠资金，但地方政府落实进度不一。此外，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居民财富缩水，2025年上半年住户贷款仅增长1.4%，显示居民加杠杆意愿不足。

吴晓求教授的观点并非否定刺激政策本身，而是强调政策重心应从短期总量扩张转向长期结构优化。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驱动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唯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和市场化开放的协同推进，才能构建起“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这既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