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

什么是主观主义？三个案例说明。

一、教条主义

问题在于——把目标当作手段。倒果为因。结果就是行不通。

很多教条，带有原则性，但是原则性是经由灵活性来实现的——也即最终体现出这个原则、这个精神，而在执行时——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的行在这个原则上——这是做不到的。

教条主义，往往是一种绝对主义和立即主义。

比如，教条主义要攻打大城市。这没有错，是的，最终是要打大城市的，灵活性是——在农村积蓄力量、从小城市积蓄力量，同时削弱敌人的力量，最终攻打大城市（解放战争的最后）。

也即攻打大城市（苏联模式）——具有目标性。要通过灵活性来实现。比如，

毛主席：但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

都是攻打吉安，毛主席把它拆解成好几步，最后一步才是攻打吉安。而教条主义者，会把前面的几步都不要，直接开始最后一步。——这就是原则的目标性。

这就相当于建个三层楼的房子，第一层和第二层都不要，直接建第三层——结果建不起来。——这个现象看起来很荒谬，但很多数的错误——实际上都是这个性质的错误。

而犯了这个错误的一方，往往会指责另一方——以准备为中心、有等待倾向。

周恩来：“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当时的他，却不知道有备无患——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又如，以斗争求团结。它也是有前置条件的——必须有利、有理、有节。对于那些不能取得胜利的斗争，就要走、而不是要打。

以牙还牙——它也是有前置条件的——必须能打得赢，第二个牙要比第一个牙要广泛的多。在这个战场被欺负了，不是在这个战场赢回来。而是另选一个战场、另一个时间，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赢回来。另选一个战场、另一个时间——就是这第二个牙。

比如，

毛主席：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

你包围我，我包围你——这就是以牙还牙。但第一个牙和第二个牙，在具备的表现上（比如，时间、地点、对象上）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空间和时间的置换，就是灵活性。而以牙还牙、以斗争求团结——都是要同时满足要取得胜利这个原则的。否则就会遵守了一个原则，而违背了另一个原则。

二、经验主义

根据自己的幸存者偏差，得出一些大概率的事件，经验通常很有效，但却难以让人走得长久，所谓生于斯、死于斯，利亏同源，因之成、因之败——这就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概率，选择了概率大的，以致在多数时候能生存，但在足够多次之后——当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了，终于也就被淘汰了。

另一方面，基于概率的时候，正确率不够高，犯错率还太高了——这种情况下，想累积出辉煌的结果，仍然是不可能的。

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点类似，经验主义，往往有更高的技术。

赌性大+经验主义=致命+破产。

三、依靠判断。

判断，很容易造成一种先入为主。先入为主，就会导致自己做的准备不充分、不正确。

比如，

毛主席：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预告决定不打，就是依赖于判断、受制于先入为主。而毛主席则不是依赖于判断，而是依赖于准备——即准备了打，也准备了不打（临时决定不打）。

显然，毛主席的办法则显然更有主动权——使自己始终处于能支持相反两种判断的位置。这是一贯的，又如，

毛主席：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你们一意对付西面之敌，没有料到汤兵团主力北上，没有事先准备集中最大兵力于适当位置，可以打由西向东之五军、十一师等部，亦可打由南向北之七十四师等部。

行动的几种可能性，谁都可以估计到。但很少有人为这几种可能性都做出了准备。而只有毛主席，让自己能适应所有的这几种可能性、都能应对。

这样做的时候，想出错也难了。这就是依赖于准备，而不是依赖于判断——区别就在于，有判断，但同时对相对判断也作出了部署和准备。——这样就从依赖判断，升级成依赖准备了。

这就是有备无患的道理。

另一方面，先入为主——尤其在狡猾的敌人欲擒故纵的策略下，会掉入很大很大的坑里。最终变成一个致命的缺点。

主观主义，本质上违背了辩证法的——一切依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转移的原理。

最后，可以认为一切不是基于必然性的，都是主观主义。不依靠准备的，都是主观主义。不依靠客观的东西的，都是主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