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到邓拓：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千年之殇（上）

资讯来自；原创 风中的袁紫衣 湖北

高级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永远是一场危险的恋爱。

作者 | 袁大胆

美编 | 袁大胆

上周六，我参加了一场非常严肃而深刻的读书会，主题是学习和探讨加拿大史学家齐慕实（英文名Timothy Cheek，师从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以下内容来自我在会上的思考与会后的总结。

（声明：作为一个没存在感的NPC，本人对政治毫无兴趣，避之唯恐不及。那为什么又要参加这样一场读书会呢？其一，是为了了解某个时期真实的历史；其二，是为了有一个能深度观察与思考的机会；其三，参加某些我所中意的公共活动是现发赋予我的基本权力。我一再反复申述这一点，是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误解。）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廊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一幅悲壮而复杂的图景。他们怀揣“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渴望通过权力实现济世救民的抱负，却往往在接触权力、或被赋予政治地位之后，陷入“权力—知识—公共舆论”的三角困境中难以自拔：

他们既非完全纯粹的体制内官员，也不是完全持守局外的批判者；在热忱、理想与现实的激荡中，他们常因“触及权力边界”“超出知识身份”的位置而被裹挟、误解、打击。

本文将从两段典型案例入手——北宋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遭遇，以及新中国时期邓拓在“三家村案”中的不幸，梳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权力关系演变中的结构性困境，最后尝试为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可行性的思想出路。

湖北黄州苏东坡纪念馆（我在黄州参观时的实拍，下同）

一、从“士”到“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变与权力接触的困境

中国传统的“士”阶层，是“经世致用”“怀才养德”的群体形象。借用一句广为流传的古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到了晚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开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从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到媒体、新闻、文化批评。

于是，“知识分子”除了是写诗作文者，也可能进入公共事务乃至政体批判等领域。

但在中国语境下，这样的身份演变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张力：

知识自主与政治依附的矛盾：当知识分子进入体制或被体制吸纳、或被期望为体制服务，就面临“忠诚”与“批判”之间的拉扯。

表达自由与制度边界的冲撞：知识分子的言说常常带有对现实的审视、质疑或隐喻，这使得他们既不是完全“顺从的权力之声”，也不是完全“体外的独立批评者”。而一旦触及体制敏感边界，就极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公共角色与私人良知的错位：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域中具有“代表道德良知”“照见世相”的期望；但当其进入权力体系，其良知与制度逻辑常有冲突，且这种冲突不易化解。

制度信任与文化投入的断裂：在不同历史时期，体制对知识分子既有利用，也有防范；而知识分子对体制亦抱有参与愿望，甚至改造期望。但当制度选择打压或边缘化他们时，二者之间便产生巨大裂缝。

正是基于这些张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千年历史中反复遭遇“接触权力后”的困境。为了更具象地理解，本文选取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苏东坡纪念馆内场景

二、苏轼与乌台诗案：一位大文人为何被文字捕获？

1. 案发背景与经过

如果要评选“中国知识分子史上最著名的官司”，苏轼的“乌台诗案”一定能够上榜。

一则苏轼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他既是众所周知的“千古文坛天花板”，更是自北宋以来无数文人的精神偶像——从陆游到王国维，从梁启超到林语堂，无一不是；

二则他不仅是历史上的顶流，如今依然是互联网上的顶流，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从事古代文化相关研究的互联网创作者（略有点惭愧来讲，在下以前也是吃这碗饭的）。

正因为苏轼名气实在够响，才显得这场官司格外讽刺：

一个以“文采风流”闻名天下的文人，差点被自己的“文字”送进地狱。

这桩在当时轰动整个朝野的“乌台诗案”，至今看来依然令人唏嘘（不，是后怕）。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进入关键阶段，朝中出现“新法派”“旧党派”的激烈对抗。苏轼虽非典型旧党领袖，但他的许多观点与新法方向不完全一致，他关注民生、反对浮躁变革，这使其在政治语境中颇具张力。

这是当时的背景。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苏轼既不肯站左边，也不愿意站右边，他属于被左右两派追着咬的典型墙头草—中间派（你懂的）。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正在遭遇传说中的中年危机，还是来势汹汹的中年危机（命都快没了，还不够凶么）。

快哉亭（苏辙著有《黄州快哉亭记》）

变法渐入深水区，改革阻力渐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就在这一年，苏轼由徐州调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

按照常规流程，他上任后要写一份《谢上表》，感谢皇恩浩荡。

这事在官场是例行公事，别的官员多半照抄模板：

“臣惶恐，臣感激，臣誓死效忠”（你懂的）。

然而苏轼是个爱较真的人，他大手一挥，写下的是这样的句子：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我来翻译一下：（陛下）知道臣生性愚钝，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新提拔的官员；但又体察到臣年事已高，不会再多生事端，或许还能胜任管理地方、抚育百姓的工作。]

这句话堪称官场文书中的“春秋笔法”典范，谦卑中带着傲骨，自嘲中含着锋芒，也正因为其中隐含的讽刺，成为了“乌台诗案”中攻击他“讥讽朝政”的罪证之一。

基本盘正愁没事干呢，看到苏轼主动送上门来，立马眼前一亮，心里打的算盘我们在千年之后都听见了：

——“愚不适时”，是不是在说皇上用人不当？

——“老不生事”，是不是影射新法多事？

监察御史（相当于纪检与舆情监控部门）中丞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迅速展开行动，弹劾苏轼。

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带人至湖州传召苏轼（相当于跨省）。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监狱审问。

给苏轼定的罪是：“讥讽朝政，妄议圣政，以诗文讪上。”

说人话就是……就无需我来翻译了吧。

在狱中，御史们搜集了他过去十年写的诗，像检索微信记录一样，一句一句找“问题言论”。

尤其是，苏轼1074年在杭州通判任上巡视属县时创作的一组政治讽喻，真实反应王安石变法在基层执行过程中产生弊端的《山村五绝》，成为最重要的罪证之一。

诗成了证词，文成了罪状。

“苏轼踩缝纫机”直接空降北宋热搜榜单第一名。

风评不算太坏的宋神宗

新旧两党本就互相攻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人人都在“代表正义”，却没人能代表常识。

理性在体制中碎裂，信任在口风里蒸发。

而宋神宗这位理想主义的君主，却越来越像一位被自己信仰裹挟的政治家。

他既要推进改革，又怕天下动荡；既倚重王安石，又对苏轼心生不安。

他听闻苏轼的诗被视为“讪上”，心中并非不疑，但仍选择顺势而为。

他在杀与不杀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

要知道，宋朝讲“文治”（赵匡胤曾在太庙立碑，要求后世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违者“天必殛之”），但如果连“写诗”都成死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最后，在多方斡旋之下[特此表扬一下王安石同志（他可是苏轼的强敌），他的出面劝诫是苏轼得以保住狗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轼被判“检校尚书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听起来挺官气，其实是贬谪地方、监视居住——相当于“发配到黄州，不能离境，不得办公”，对其权势及影响力彻底压缩。

苏轼共踩了一百三十日缝纫机，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出狱，出来就直接背着单肩包去黄州体验生活了（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经过就是这么个经过。

苏东坡石像

2. 困境解析：知识分子的多重处境

在苏轼这段遭遇中，可以看到几个典型困境：

言语自由与制度惩戒的交错：苏轼的“谢上表”实属官方惯例，但其用词不够周全（没有完全当工具人迎合上意）。他并未公开反对朝政，所用言语却被体制予以“文字罪”定性，陷入“文字狱”。

这一点说明，知识分子并非必须直言反对权力才能被打压；在敏感语境下，任何“可能的讥讽”“可能的不合时宜”都可能带来风险。

参与治理与话语被规限的矛盾：苏轼作为官员，被寄予治理期望，但在其表达中却“被动”“自谦”“避让”——如他自言“愚不适时”“老不生事”。

这既是他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也显示出一种与体制的龃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体系，其话语常被规限：既要“配合”体制，也常陷“不能完全同化”的尴尬。

影响力与脆弱性的并存：苏轼文学影响巨大，名声远播，但在权力面前仍极其脆弱。体制通过制度化程序（御史台、弹劾、监禁、贬谪）对其权力与名望进行驳回——说明哪怕是文化权威也不能抵御政治体系的裁决。

官宦身份与知识身份的双重负担：苏轼既是文人，也是官僚。他必须在治理、文采与制度顺从之间走钢丝。知识分子“成为官”后，其言语和行为就不再纯粹是学者的自由，而被看作制度内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加了被制裁的可能。

我在游玩爬山时无意间发现的，当时就感觉很YYDS

3. 影响与反思

乌台诗案对苏轼本人及其家人造成深远影响：他从中央议政者变为边陲幽居者，从政事参与者变为“美食区头部UP主”“犯罪流放Vlog博主”“朋友圈梗王"（不知道苏轼在知道后人的这些解读之后是否会哭笑不得）。

同时，此案成为北宋时期知识分子与制度权力之间关系的经典参照——“文字可成罪”“言说即可能被体制捕捉”的结构性危机。

从今日视角看，苏轼的遭遇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在接触权力、进入政治体系后，其言语、职位、处境都有被转化为制度风险的可能（爱国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爱国）。

当然，从正能量的角度，咱还是得扯几句其它的（你懂的）：

历史的讽刺在于，权力想通过惩戒树立威信，却意外成就了一个文化不朽的灵魂。

乌台诗案，让苏轼从一个仕途失意的地方官，变成了文明史上的“精神坐标”。

他从体制里摔下来，却在思想上站得更高。

这场文字狱，其实是一次深层的文明分工：

权力赢得了秩序，知识赢得了自由。

那一路都是类似这样的石刻，我感觉很YYDS＋10086

而千年之后，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依然会感到一阵隐隐的熟悉：

高级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永远是一场危险的恋爱。

靠太近会被烫伤，离太远又会被冷落。

他们想讲真话，又害怕真话太尖锐；

他们想保持良知，又担心“立场不稳”。

乌台诗案，所代表的并不是古代的奇闻，而是高级文人们结构性的困境。

参考资料：

维基百科、ChatGPT、豆瓣、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