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天涯各西东：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

摘要：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本文转自凝听

1949年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国共两党的纷争在军事上已经分出了胜负，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共产党即将主政。一直生活在国民政府管理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或者到海外？

“抢救大陆学人”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保持形象的，何况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在思想精神方面的作用巨大，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历史学家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院长科学家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朱家骅

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做法还是有远见的。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胡适、梅贻琦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那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

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国民党一个好好的政权都没维持住，大家心情都不好，很难有充足的理由去劝人跟随去台湾。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开始争取胡适和学界名流留下，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3000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

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跟随国民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北平的机场，却应者寥寥。

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大流、跟着强势的一方，是众人的本能选择，但从众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马列主义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认同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无奈地背井离乡。

出走还是留下，不同的抉择导致不同的命运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

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缺乏出走的条件，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希望只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中国。

1948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松，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的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

萧乾

据萧乾回忆，1949年3月，与他私交甚好的剑桥大学的阿伦教授曾在几天之内两次拜访他，希望能“亲自将你同你们全家接到剑桥”。阿伦教授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的身份对萧乾规劝道：“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他不厌其烦地给萧乾举例，“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

萧乾的其他朋友，也纷纷劝他去剑桥。“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屈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朋友的规劝让萧乾“服过三次安眠药”都不能入睡。对萧乾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中共会不会像当年的苏共一样对待知识分子，萧乾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有一件事他是“有底”的，那就是“要有国籍”。萧乾回忆道，后半夜只要他一合上眼，便会在脑中闪出一幅画面：一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这就是萧乾童年时代经常见到的“倒卧”，一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处流浪，最后客死他乡的人。“倒卧”的记忆促使萧乾最终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他不想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与萧乾有同样想法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新儒家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

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去了台湾，后来成了新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

陈寅恪

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土”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

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自此天涯各西东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傅斯年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的，但根据毛泽东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原则上必须对所有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

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服膺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巴金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

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

他们为了适应新形势，违心地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内心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但有什么办法？要在新社会生存，就只能彻底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脸，否则就会被作为反动知识分子打倒！

此后几十年内，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不再有自由和独立性，不再讲科学和逻辑，而成了一种对现成观点结论进行注释和宣传的活动。

整个知识分子都陷入了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

建国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群体被作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遭到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冲击，知识分子及其家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妻离子散，数百万的人被迫害自杀或致死，真可谓九死一生，最后活下来的知识分子也身心也都受到了损害。

在反右运动中有55万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了臭老九，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亲戚朋友，或者被批斗，或者被关押，或者发配到各地进行劳动改造，命运都很悲惨。

胡适、傅斯年等出走的知识分子，他们留在大陆的亲属，全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迫害，如胡适的不愿走的小儿子、傅斯年的侄子，尽管都想积极表现，但最后都走上了忍受不了批斗摧残迫害而自杀的命运。

而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但这些被打压的只是少数直接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人，国民党并没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更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在社会上地位仍然很高。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在公开场合仍然可以顶撞蒋介石，就和民国时代一样。

与留下的知识分子否定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并从此再也无法进行独立研究不同，出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

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新亚书院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人们常说，选择决定命运，但在1949年这种重要历史关头，要让知识分子作出的正确抉择是很难的。何况对于多数普通知识分子来说，根本就没有选择，只能留在大陆这片土地上，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所以，与其赞叹1949年那些出走的知识分子的选择的正确和幸运，不如探讨为什么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会普遍遭受迫害，陷入悲惨的命运？他们本来应该正常地从事知识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不断改进生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不该遭受这样强加的厄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回避对建国前30年历史的回顾研究，应该认真研究汲取反右、文革打倒迫害知识分子的惨痛教训，以免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