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石兴邦回忆1：同官有个石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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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陕西的政区根本不是现在这样划分的。

耀州那一块儿还有一个县，叫同官。

这个县名听起来有点古怪，年轻人甚至没听说过陕西居然还有这么个县份。

它和东潼关同音异字，属于一个山区小县，我就是这个同官县的人。

民国时期，同官并不归耀县管， 属于洛川行政区专属管理。

同官比铜川小点，老铜川原来的区域并不大，所管辖的两个县都是山区小县。

奇怪的是，我家所在的村名里也有个“县”字，叫故县。

从现在的耀县北门直接上去，是一道大土岭，属西塬。

上塬后地势较平坦，走四十里路就到我家。

一个不大点的小山村，周边分别有文王山、武王山、药王山，下去就是唐陵街。

经富平一直到黄河边的那道大岭，当地人称桥山。

这条山脉，是由黄龙延伸过来的。

我家所在的这条土岭，属于大山脉的一个山梁，梁头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大塬。

当时的铜川市向西到我们这里是四十里路，再向西二十里到小丘，就到了文王山下。

一条大梁直到耀县，约五十里。

尽管属于丘陵地带，但大多地方地势平坦，在行路难的山区，我们那儿的路还算好走。

当时的同官县是个穷县，又小又穷。

县域内人口稀少，土地瘠薄， 四处都是干梁，水源奇缺，当地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

我们那里是铜川有名的四大塬(石柱塬、黑池塬、梁家塬、演池塬)之——石柱塬。

在我们那一块，“四塬”还算(铜川市)最好的地方。

过去，县上设行政为东、南、西、北四区，接近于现在的乡镇，我们故县村属石柱乡管理。

从历史渊源上说，苻坚时期我们那儿是陕北、关中之间汉羌地城的重要分界线，被称作岱玉。

我们那个村名就很有点意思，故县——“过去的县城”。

据说，在历史上，我们村曾经是个地方政权机构。

岱玉护军，是北魏时期的县邑，就设在我们村那一块。

史书记载的有宋代的范仲淹在此抗辽，但未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物古迹，只留下一些无法考据的传说。

到了清朝，“一州管三县，中心在同官”。

三县分别是耀州、富平、同官，为耀州统管。

后来，又把同官划归了洛川专区。

同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个交通枢纽，属于很红火的地界。

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官道改了路，我们那地方也慢慢变偏僻了。

我小的时候，同官县城每月有一个集会，进城的人很多，十分地热闹。

那一天，周围二三十里路范围内的乡村土路上，都是来来去去赶集的人。

他们的柴米衣食贸易、经济交流都集中在集会这一天。

进了县城，也没有啥商业街区。

平时很宽敞的地方，这天都挤得人山人海。

买卖人就在土路边围着地上的农产品讨价还价，有的摆着一只鸡，一堆猪崽，有的是几把镰刀一领草席。

大多是货币交易，还可以以物易物。

记得那个时候，一个铜板就能买一碗油炒粉。

当地居民大多都是种地过活，也有些人搞小贸易、做小生意，不过，这类人数很少。

后来，市镇上慢慢有街道了。

我们石柱也修了一条，约为一二里长。

每到集日，周围农户赶集来，农产品、牛羊和布匹等各种交易都集中在这里。

我们故县那个村子虽不大，距离镇上却不远。

我上学的时候，村上大约有一百多二百口人。

全村总共有四姓人家:石、姚、马、宋。

石家和姚家为大姓，马、宋为小姓。

在这四家中，石家和马家关系很亲密，他们可能为世亲。

而宋、姚两家好像是两户同门，从来都不能通婚。

不过，石家可以和姚家、宋家通婚。

我时常想，这些同居一个村庄、不同姓氏的人群在原始社会时期会不会是一族同胞呢？

于是，就有这样的奇怪规矩一代代传了下来。

这也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发展的最初思考。

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和本村姚家结亲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姚家和宋家在一起祭祖，石家和马家各有祠堂。

几千年来，这种村庄与村庄、姓氏和姓氏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广大乡村依然存在。

这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2

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个“石”在历史上到底是哪家“石”。

早先，祠堂存有家谱，“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部被红卫兵烧了。

前多年，村子里那些准备续写家谱的人和我联系了多次，想在我这里找一些资料、打问一些家族过去的事情，我查了许多资料，最后， 还是没能搞清楚。

不过，我们石家在老村庄周围那一片地方是最早的老户，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些老人说，我们是“石敬瑭”的后人。

但虽一直有这个口头流传的说法，谁也拿不出可靠的历史证据。

有一点，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缘由，我们这块塬叫“石柱塬”。

究竟这个地域名称和我们石姓有没有关联呢？也就是说先有“石柱塬”这个地名称呼，还是先有我们这一支石姓人家在这里居住而得名，这也是我经常爱思考的问题。

听上辈人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从西北来的。

这个流传的说法比较靠谱。

当然，还有人传说我们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

产生这个“大槐树”之说，应在明代以后，多少有点人云亦云的意味，西北地区的村庄大多都流传有这么个说法，说自己的老祖先是“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

其实，即使是从山西迁来，那棵大槐树也仅仅是召集移民上路的驿站，人并不都是洪洞人。

关中道上，有些老村庄在汉代就有人定居了，排除一些历史上的大瘟疫和大战乱造成的人口大迁徒，大部分被人类选做村庄地址的老地方，人类的烟火一直都没有熄灭过。

究竟石家在石柱塬这里住了多少代，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搞清楚。

不过，上溯几代，还是有些口口相传的记载的。

二百年间，我们这一支石姓人还是有迁走他乡的，传说是去了山东，有些说是去了其他地方，现在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去了哪个具体省份。

居住在石柱塬的石家，依我粗略分析，还是和北魏拓跋氏有些关系的。

从面相身板上看，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后代和当地的“汉人”有些不一样:男人大都高高大大，很气派。

我父亲这个人识些字，他曾经告诉我说，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的“突厥”人。

尽管没啥依据，也算有点“科学”推理。

北魏时期，拓跋氏人入住中原，都是逐水而居。

我们那儿靠山傍水，风调雨顺，很适宜农耕，应当是他们最先选择的定居地。

按照当时北方的地理条件、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路径，我们那儿都应当是他们住脚的地方，当地人在血统上肯定和北方游牧民族有些联系。

按照这些说法，我们这一宗人是从“西北”来的。

那自然也就是说，我们石家可能就是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人。

因为铜川在前秦苻坚时叫“岱玉”，这个称呼就不是中原文化中的地名称呼。

这些有关地名的来历，以前都有文字记载，有其历史沿革等等，非常详细，但是现在已经遗失了。

关中一带的村庄，人们对自己的氏族历史还是比较重视的。

当然，大多数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民间传说。

不过，这些传说也可能在史书上都能查出一些依据。

关中地区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人类定居较早，传承下来的村庄规矩很多，也特别讲究宗亲关系。

我们靠近关中，当地人也跟着学习这些老讲究。

由于村上姓石的人口多，有三四十户，石家在村上就势力很大。

不过，石姓的宗族已经分开成七八家。

分开的直接证据是，这些石家的每个祠堂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神轴”，上面画着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

“神轴”是画在一张很大的布上的人物画。

一般都是家族祠堂续谱时请人在一大片土布上画上的自己的祖宗画像。

被请来的那些“画家”，其实是旧时谋生的“画匠”，他们笔下的人物，看起来都一个模样。

可是，在当时这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至少，从上边的老祖宗到后世的承袭，都被排列得清清楚楚。

从神轴上看，我们石柱塬的“石”家是当地石家的第五代人。

我们祠堂那个大大的土布轴子大概有七八个，年代久了，加之族人多数是农民，也闹不清先挂哪个后挂哪个，过年抬出来一并挂上，点香上供叩头作揖，整个家族都来拜祭这些“先人”。

到了近代，那轴子上的人物下边都有了名字，这是谁、那是谁，在世当了多大的官、留有多少后代，都被一一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轴子，隔上几年就得“续谱”。

祠堂里置办些土布，把那些祖先重新画一次，再添些死去的人名。

在我的记忆里，我可以讲清我们家上三代的情况。

我的老爷是弟兄两个或者三个。

为啥在家族人口上会有这么不肯定的说法，因为那个时候，为了炫耀家族的男丁兴旺，有些上了族谱的男丁其实是“有名”无实的，“他”可能早早得病死了，或者被狼伤了，但都得把其姓名恭恭敬敬地记载在族谱上。

至于“他” 有没有结婚，到底活了多大岁数，后人都说不清。

不过，一个男丁，“他”哪怕是十多岁就已经死了，只要结亲生了孩子留下了“后”，他儿子的姓名绝对会写在他后边的。

所以，我们老爷辈活到成人的究竟是两个还是三个，我还真是说不清。

后来到我爷爷这辈，有七个。

那时候已经分开成好几家，不再是一大家了。

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成了小家，有弟兄四个。

我大伯、二伯、三伯，都是直系的。

二伯父去世得早，我父亲最小。

加上叔伯，我父亲这一辈的弟兄就十多个了，我记得我那个“九爹”和我年龄相差不多。

此前，我们这个家日子很穷苦，到了我爷这一代，日子才过得像点样。

当地农户都是靠种一点地务庄稼养家糊口，就是那种接近于原始的农业耕作，普通农家的日子都是很艰难的。

我大爷是木匠。

木匠、铁匠在村上算是有手艺的人，他家日子过得一直比我家这边好些。

我爷爷为老三，他种着庄稼，还有些牧业。

我们那儿山沟多，家里养了一百多只羊。

在当时，一户人家养十多只羊已经算是很大的副业了，我真切地记得，当时我家的羊群是全村最大的。

我大爷除种庄稼外，冬闲了就挑着家具担子出村给人做木活。

我爷爷不出门，专意在家种地，庄稼务得还不错，每年忙时还要雇请“麦客”收打。

当时，弟兄两个已经是分了家的。

尽管大爷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这边过得好，亦工亦农，但也是很费劲的。

做木工活也是个力气活，吃的是下苦饭，一个冬闲也挣不了几个工钱。

我的亲爷种庄稼放羊，家里日子那更是紧紧巴巴。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两家和周围邻里比较，日子过得还算是村庄里数得着的好光景。

我生于农历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那个时候皇上已经没有了， 换成了“中华民国”。

孩提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坐着父亲赶着的木轮骡子大车上过一次县城。

那个路真远，天不明一家人就哐当哐当地坐着木轮大车走，好不容易到了县城，人都快被颠散架了。

我隐约记得，“县城”路边有很多卖吃食的饭摊子。

人也多得很，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都挤着堆儿干啥营生。

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县城就是很远很远的大村庄。

【作者：石兴邦，（1923年12月17日—2022年10月21日），出生于陕西耀县，考古学家，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辉县琉璃阁、西安半坡、沁水下川、临潼白家、秦始皇帝陵、法门寺地宫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主持开展长江流域考古调查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和勘察等重要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