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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一个腰牌，就能让杀人越货的土匪望而却步？

古代那些携带重金进京赶考的书生，走遍天下都安然无恙，秘密就藏在他们腰间那块不起眼的小东西上。

一场豪赌般的赶考之路

一个普通农家要供养一个读书人，需要倾家荡产。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绍兴府有个叫王明德的秀才。他家里为了让他进京参加会试，卖掉了三亩良田，还借了邻居家五十两银子。这些钱，够普通百姓生活三年。

路途遥远，花费惊人。 从绍兴到北京，水路陆路并行，少说也要两个月，船费、车马费、食宿费，样样都要银子。王明德随身携带的盘缠有一百二十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一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一石大米才八钱银子，一头猪也就二两。 王明德带的这些银子，能买一千五百石大米，够一家五口吃十年。

科举制度就是这样残酷，录取率比现在考博士还低，全国几万人赶考，最终能中进士的只有三百来个。每个考生都是家族的希望，背负着光宗耀祖的重任。

那时候的考生，多数出身不错，要么是书香门第，要么是富商之家。穷人家的孩子，连书都读不起，更别说赶考了。这些考生身上的银两，往往相当于土匪抢劫十次普通商人的收获。

考生们还有个习惯，喜欢结伴而行，三五个人一起，每人都带着百把两银子。这就是移动的金库，任何土匪看到，都会眼红。

王明德他们这一行，总共七个人，算下来，身上的银子超过八百两，这笔钱，足够买下一个小县城的半条街。

奇怪的是，这么肥的羊，土匪却不敢碰。

一纸文书胜过千军万马

古代人出远门，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明朝有个规定，农民不能离开家乡一里之外过夜，想要远行？必须到官府开路引。路引就是古代的通行证，上面写着你的姓名、籍贯、去向，还有官府的大印。

考生的证件更加特殊，他们腰间绑着的是文牒。 这玩意儿可不是普通的路引，而是专门给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开具的。

文牒的制作过程极其严格，先在县里报名，县令亲自审核资格，确认无误后，盖上县印，再送到府里，知府再次审核，盖府印。两道程序，缺一不可。

文牒上记录着考生的详细信息，姓名、年龄、籍贯、考试资格，最重要的是盖着县衙、府衙两级印章。这些印章，代表着朝廷的权威。

王明德的文牒是这样写的："绍兴府会稽县生员王明德，年二十三岁，赴京应天下会试，沿途官吏军民，不得阻挠。"短短几十个字，威力却大得惊人。

文牒的材质也有讲究，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特制的黄纸，质地厚实，不易损坏。印章用的是朱砂，颜色鲜艳，远远就能看到。

土匪们一看到这种印信，立马就知道来者何人，他们可能不识字，认不出考生的名字，但那两个鲜红的印章，他们绝对认识。

除了文牒，考生们还会随身携带其他证明。 比如生员证书、族谱抄本、推荐信等等，这些东西层层叠叠，形成了完整的身份证明链条。

古代的身份识别系统，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又这么有效。

碰不得的红线

抢劫考生，等于和整个朝廷作对。

土匪也不傻，他们知道轻重，抢个普通商人，最多就是地方官派兵剿匪，抢了考生，那就是捅了马蜂窝。

为什么？因为科举是朝廷的根本大计。 皇帝要用科举选拔人才，维持统治，谁敢妨害科举，就是和皇帝过不去。

明朝万历年间，河南有个土匪头子叫李二狗，手下几十号人，专门在官道上劫财。有一次，他们碰到了一队赶考的书生，李二狗看着那些鼓鼓囊囊的包袱，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手下人跃跃欲试，李二狗却摆手制止， "看清楚了，他们腰上绑的是什么？"

那是文牒，李二狗认识这东西，他爹曾经告诉过他，这玩意儿碰不得，谁碰谁死。

李二狗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朝廷对妨害科举的处罚，重得吓人，不光是土匪本人要被凌迟处死，连家属都要流放边疆。这种代价，没有哪个土匪愿意承担。

历史上真有因为抢劫考生被灭门的例子。

明朝正德年间，山西有个叫张黑子的土匪，抢了两个赶考书生，事发后，朝廷派了三千官兵围剿。张黑子和他的八十多个手下，全部被杀，连他远在陕西的亲戚，也被抓了十几个。

一旦抢了考生，整个地区的官员都要倒霉。 知县、知府、总督，层层追责。他们会动用一切力量，把凶手挖出来，到时候，土匪再想在这片地方混，基本没可能。

相比之下，抢个普通商人简单多了，商人顶多报个案，官府也不会太上心，毕竟商人的地位低，死了就死了。

土匪们心里有本账，知道什么能碰，什么碰不得。

土匪们还会主动给考生让路，看到文牒，不光不抢，还会恭恭敬敬地问声好。有些土匪头子，甚至会派人护送考生一程。

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读书考试。 今天抢了考生，明天自己的儿子赶考，说不定也会被别的土匪抢，这叫因果报应。

制度的力量

一个小小的腰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

说到底，这是制度设计的巧妙。古代统治者深知，要维护政权稳定，就必须保证人才选拔的正常进行，保护考生，就是保护整个科举制度。

你想想现在的高考，如果有人敢在高考期间破坏考场秩序，会是什么后果？全社会都会谴责，法律也会严惩，古代也是一样的道理。

考生的身份标识，不仅仅是通行证，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连土匪都要敬畏三分，可见读书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地位有多高。

这种身份认同，形成了强大的保护网，不光是土匪不敢动，连普通百姓也会主动帮助考生，路上遇到困难，总有人伸手相助。

驿站会给考生提供优质服务。 有了文牒，住店不用排队，吃饭有专门的座位，船家、车夫也会格外小心，生怕磕着碰着这些"未来的老爷"。

地方官员见了考生，也要客客气气。 万一这个考生将来中了进士，当了大官，今天的一点小恩小惠，可能就是明天的救命稻草。

现在回头看，古代这套身份保护机制，确实有其合理性。 通过明确的身份标识，配合严厉的法律后果，有效保护了特定群体的安全。

当然，这种保护是有选择性的，只有考生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普通百姓就没这个福分了，这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森严。

有趣的是，这套制度还有副作用。 有些人会伪造文牒，冒充考生招摇撞骗，朝廷发现后，加强了防伪措施。印章的样式、纸张的质地、文字的格式，都有严格规定。

王明德后来中了进士，在朝廷做了个六品小官，他经常跟人讲起当年赶考的经历，总是感慨那块文牒的神奇。

"一纸文书，胜过千军万马。" 这话一点不夸张，在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身份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土匪们心里清楚得很，有些钱能抢，有些钱打死也不能碰，这就是古代社会的游戏规则。

最后说个冷知识。 古代考生的文牒，现在还能在一些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发黄的纸张，模糊的印章，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

看着这些文物，你能想象当年那些书生，是怎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进京赶考的路？

时代变了，制度的力量依然存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古代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多年。

《光明日报》：明代法律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路引这种通行证，无路引者要依律治罪。

新华社：古代身份证明制度包括符牌、传信与户籍制度，其中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